“后樓”望見好風景(王培元)

　　郭娟戲稱和我是“同號人”，蓋由于我們同在北京朝內大街166號，即人民文學出版社做編輯，在這棟雖被稱為首善之區的“文化地標”，卻愈來愈顯得衰憊破舊的老樓里，一起“混”了幾十年光景。

　　有時想想，馮雪峰、聶紺弩、牛漢、韋君宜……曾在166號作過編輯的前賢先輩，哪一位沒有足可傳諸后世的著作？誰說“為他人作嫁衣裳”，鐵定了就是編輯這一默默無聞的行當值得炫耀的“光榮徽章”和不可擺脫的 “職業宿命”呢？鑒于此，每每同事有作品出版，作為“同號人”，都會懷著由衷的欣悅之情。近日，讀到郭娟的新作《紙上民國》，更有一種特別的興趣和親切感。

　　郭娟現任《新文學史料》主編，出書于她并非頭一遭，但此著似乎更引人注目。輯入其中的文章，大抵談書、評文、寫人、憶事、論史，輕盈跳蕩的文思，微妙細膩的感受，清新別異的文句，有如閃閃的珠子散落在字里行間，讓人讀來饒有興致。

　　“如果沒有魯迅，我們民族的精神高度會低矮一大截�！痹跁�里她這樣寫道。她把魯迅視為“圣斗士”，私下里和我曾說過：魯迅是定盤的星，是度量衡，咱們都受惠于魯迅。這書專門寫魯迅的文章就有三四篇。而她的文學史坐標是群星璀璨的，除了魯迅，還有諸多各種政治文化取向、各種精神藝術風貌的民國文人：“才子革命家”瞿秋白；風度翩翩的“胡博士”胡適之；搞政治做學問當爹賺錢樣樣干得風生水起的“超人”梁啟超；由叛逆、自由到榮耀、隱忍的郭沫若；魅力在于其“人生的豐厚”的丁玲；滿腹錦繡文章，課堂上卻毫無風采的沈從文；極欲回到寫作巔峰狀態而不得的極度痛苦的曹禺；文人中的闊人、“現代賈寶玉”徐志摩；濃發像奔馳的駿馬般一甩一甩的路翎……每個人物她都找到一個自己最善于切入的角度，刻繪出他們的才調豐神。

　　或許此著最出彩的地方，還是那些對常人忽略不見處進行描述和評說的文字。郭娟擅長捕捉歷史細節，不避零碎支離，就像她在166號的后樓上班，常�！捌骋姟鼻皹堑耐�事難得見到的“后樓風景”一樣。

　　魯迅是偉大的，魯迅研究大都指向其偉大，但郭娟卻常常懷想魯迅的“小”。她之所謂“小”，是指許廣平回憶中屬于“酷”那一類的魯迅的“老師范兒”；是指丁玲追懷“左聯”開會時，魯迅安靜地坐在那兒，極有耐心和涵養地聽著青年作家發言；是指蕭紅憶念初次拜見魯迅，傾談后的深夜，空中飄灑著雨絲，病弱的先生執意送他們到大門外，還指著一個“茶”字幌，叮囑說記住這個就找到我家了；是指戀愛中的魯迅，《兩地書》原信里那個平凡而睿智、幽默而深情的魯迅……這些“小”的地方，尤使人感到魯迅的可親、可愛。

　　正由于獨特的眼光和情懷，郭娟才會著意記下如下小事：“文革”中農場工人老雷頭和“監視對象”丁玲的日常交往；郭沫若于十年浩劫在一本英美抒情詩集中隨手記下了自己的譯詩；老舍與趙清閣“燃燒起埋葬了許久的熱情”的“至尊的愛”……這些事似小實大，可以由此觀察、了解作家復雜而又隱秘不彰的內心世界。

　　美食家汪曾祺在她筆下，是一位“生活家”——那種我們偶或得遇的熱愛生活、多才多藝、興趣盎然的人物�！吧�活家”與“圣斗士”一樣，大概均系她的“發明”，慧眼發現且又大膽“命名”。像這類文字，皆可見出她獨到的體察和思考，她的錦心繡口，她的文字趣味。

　　跳蕩不羈的文思，閃轉騰挪的筆墨，在《艾瑪去逛世博會》一文中有最出色的呈現，開篇先述福樓拜的小說人物包法利夫人跟著情人去逛1855年巴黎世博會，然后由此虛構世界一下子拉回到現實社會中，寫徐悲鴻、蔣碧薇、張道藩、常玉、邵洵美等中國留學生參觀1925年巴黎世博會，寫他們各自的興趣及日后的人生；又跳到擔負中國館總設計使命的張仃，為1956年巴黎世博會的中國館設計了如同瀑布一般流瀉的絲綢展覽，轟動巴黎；再談人到哪兒“摩登就到哪兒”的張仃，如何“包裝新中國”，如何“包裝”當年的延安作家俱樂部；文末又兀然聯想起名媛“痞女”洪晃的一句話：“這時代每個中國男人身邊都有一個包法利夫人！”如此行文，著實出人意料，又實在頗有意趣。

　　記得上世紀九十年代，曾和郭娟以及另一位老編輯，一起跟隨牛漢先生，先后到和平門紅頂子樓、皂君廟社科院宿舍拜訪端木蕻良先生和舒蕪先生。對彼時在端木家的情形，郭娟憶敘道：“端木老態龍鐘地坐在輪椅里，正拼著老命寫小說《曹雪芹》。鐘耀群夫人去別的房間的時候，牛漢彎下高大的身軀，附在他耳邊大聲說：寫寫回憶錄吧，寫寫蕭紅吧！端木只是嘻嘻地笑著，并不作答�！薄�—這個細節，幸虧她真真切切地寫出來，而粗心如我者，早就忘得一干二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