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好奇的讀書人的日本印象(陳平原)

　　屈指算來，初次刊行 《閱讀日本》 (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年)，已經是二十年前的舊事了。十年前，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推出“文化名人看世界”的“印象系列叢書”，先有朱自清的 《歐洲印象》、季羨林的 《德國印象》、柳鳴九的 《法國印象》，為了補缺，出版社邀我從 《閱讀日本》 中選擇若干篇配圖，編成一冊 《日本印象》。這回的增訂版，算是第三回出演，希望就此一錘定音。

　　說實話，這冊談論日本的小書，既非學術著作，也不是旅游指南，只是個好奇的讀書人“行萬里路”時的隨筆札記。正如初版后記所說，“不管此前還是此后，我都不是、也不敢冒充是日本學專家”。此次增訂，雖頗多補充，也仍不脫“清新卻淺陋”的基本面貌。

　　前三輯沒有變化，忠實于當初的感覺，是非對錯，一律不改。原先湊數的第四輯，這回僅保留“結緣小集”四個字，其余全部解散。補充進來的十則短文，都與正題相關，總算排除“掛羊頭賣狗肉”的嫌疑。至于記錄年初四國之行的第五輯，則是道地的“新鮮出爐”。

　　書中所收各文，寫作時間最早的，當屬撰于1990年6月的 《今夜料睹月華明》《春花秋月杜鵑夏》 《書卷多情似故人》。這三則隨筆，是我第一次旅日歸來的習作，走馬觀花，興奮不已，真誠但淺薄。作為我“閱讀日本”的前史，依舊值得保留。至于“閱讀”之后，偶爾撰寫涉及日本的文章，那都是學術交流的副產品。

　　幾年前，我在 《國際視野與本土情懷———如何與漢學家對話》 中談及：“二、三十年前，中外學者交流少，見面難，一旦有機會，都渴望了解對方。于是，努力表白自己，傾聽對方，尋求共同研究的基礎，在一系列誠懇且深入的‘對話’中，互相獲益，且成為長期的朋友�，F在國際會議多如牛毛，學者們很容易見面，反而難得有推心置腹的對話。不是就文章論文章，就是為友誼干杯，不太在意對方論文之外的‘人生’。至于只看重對方的身份、頭銜、象征資本等，那就更是等而下之了�！�(《讀書的“風景”———大學生活之春花秋月》 第264—265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 很高興我“閱讀日本”的主體部分，形成于交流尚屬難得、風氣也未變化的二十多年前，各方的“表白”與“傾聽”都很真誠。那時中日關系很好，普通民眾沒有那么多解不開的心結，學者之間更是相互理解與支持。

　　正因此，初版 《閱讀日本》 整體形象“很陽光”。除了時代氛圍，還有個人經歷。我應日本學術振興會邀請，以北大教授身份赴日，頗受優待，自然更多地看到日本社會及學界美好的一面。也曾聽到留學生吐槽，可我對他們的委屈與憤慨體會不深，無法代言。閱歷如此，加上明確的問題意識———為自家療病，而不是為他人開藥方———致使我更多地談論日本的好處。初版后記中，我引用魯迅 《〈出了象牙之塔〉　后記》，稱“并非想揭鄰人的缺失，來聊博國人的快意”，那確實是當初的寫作思路。直到今天，我仍持此立場。其中的關鍵，我并非日本學專家，偶爾“閱讀日本”，主要目的是照鏡子，正自家衣冠。畢竟，“自家有病自家知”。

　　今天的中國人，不知有多少還記得“文化震撼”(Cu1ture ShocK) 這個詞。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起步不久，中國的經濟實力及生活水平與發達國家間距離很大，民眾剛走出國門，面對完全陌生的花花世界，往往會有眩暈的感覺。這個詞現在偶爾還在用，但已經沒有那種切膚之痛了。須知八十年代談文化震撼，是包含痛苦、彷徨與反思的，如今則只是旅游標簽，如旅游教育出版社刊行的 《文化震撼之旅·日本》 《文化震撼之旅·法國》 等。

　　因有錢而不再低調的中國游客，成群結隊走出去，自然是休閑觀光加購物，再就是對異文化“痛下針砭”。這與我們當初的惶惑與心虛，見賢思齊、臥薪嘗膽、奮起直追，已不可同日而語了。經過好幾代人的不懈努力，中國人方才有今天這點挺直腰桿說話的底氣。我不喜歡“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說法，因那好像是風水輪流轉，明年到我家。其實，這一百多年的歷史，九曲十八彎，好不容易有了今天這樣的局面，若不體會此前的苦難與屈辱，以為一切都是應該的，也就不怎么懂得珍惜了。

　　我受五四新文化的影響，始終警惕魯迅所譏諷的“愛國的自大”。歷史悠久，文化燦爛，作為大國子民，中國人普遍抱有強烈的自尊心。而且，骨子里的“傲慢與偏見”，一不小心就會浮出海面的。對于這一點，國人必須有深刻的自我反省。在我看來，走出去，面對大千世界，還是以鑒賞為上。以中國現在的發展水平，還不到擺闊的地步；即便真的富裕了，最好也能做到波瀾不驚。若“一闊臉就變”，未免顯得太沒文化、也太沒出息了。理解并尊重那些跟你不一樣的國度、民族、文化、風景，這既是心態，也是修養。

　　記得很清楚，1994年4月的某一天，從小樽開往敦賀的海輪上，我連猜帶蒙地讀報，驚嘆日本人無時不在的危機感———報上稱，換一種統計方式，中國的經濟實力已超過日本。過了十多年，具體說是2011年，這預言終于實現。這只是數字，可我深刻體會到兩國民眾心理的巨大變化。不說中國人為此“第二”所付出的代價 (包括環境污染與貧富差距等)，就說普通民眾的生活質量及舒適度，與日本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大城市不明顯，你到鄉村走走就明白。這也是我不改初衷，愿意修訂重刊 《閱讀日本》 的緣故。

　　在我看來，日漸富裕的中國人，需要自信，也需要自省，方才能不卑不亢地走出去。至于我自己，在很愜意地享受上幾代人根本無法想象的生活便利的同時，“越來越懷念那種個體的、可辨認的、有溫度且有感情的學術交流，以及那種劍及履及的低調的學術合作與教誨”(參見 《“道不同”，更需“相為謀”》，2015年5月13日 《中華讀書報》)。說這段話，是有感于時代風氣的變化。某種意義上，這個時候刊行增訂版 《閱讀日本》，是在向多年前啟迪過我的日本文化或幫助過我的日本學者致意。

　　當初為寫 《閱讀日本》，我擬了好多題目，也做了不少資料準備。如今翻閱諸如“和服與羊羹”、“東洋車與博覽會”、“大相撲與歌舞伎”、“水戶黃門”、“泉岳寺里的說書碑”、“夏目漱石遺跡”、“徂徠碑與福澤墓”、“江戶名所百圖”、“作為游記作家的貝原益軒”、“櫛冢、游女與三味線”等題目，以及相關筆記，依舊興趣盎然。只是當初沒能一鼓作氣，回國后雜事繁多，匆匆將手頭文章結集，再也沒有時間與勇氣續寫。再說，時過境遷，年輕一輩的學識、見解與文采，均超過我當年的水平，也就不好意思再表演下去了。說到底，那是特定時間、特定境遇、特定心情下的產物。

　　此次增訂，補充了各文出處，以見寫作初衷，同時，向刊登拙文的 《瞭望》 《美文》 《讀書》 《十月》 《大地》 《書屋》《中華散文》 《二十一世紀》 《魯迅研究月刊》 《書城》 以及 《文匯讀書周報》 《南方周末》 《中華讀書報》 《人民日報》 等報刊表達謝意。尤其需要致意的是 《光明日報》和 《東方》 雜志，當初曾騰出寶貴的篇幅，連載我那些非文非學的隨筆。

　　同時期撰寫的相關隨筆，以下三篇沒有收入本書，有興趣的朋友請參閱：《大學百年》 (初刊1994年10月29日 《文匯讀書周報》，收入 《老北大的故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三版)、《中國教育之我見》 (日文本刊 《文》1994年夏季號，中文本收入 《學者的人間情懷———跨世紀的文化選擇》，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以及 《學術史·知識分子·民族主義——與東京大學渡邊浩教授對話》 (日文本刊 《思想》1995年第7期，中文本刊 《現代與傳統》第七輯 【1995年6月】，收入 《當代中國人文觀察》，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二版)。至于收錄曾入別的集子的《燕山柳色太凄迷》 和 《與魯迅進行精神對話》，是為了話題的完整性，日后他書重刊，將加以調整。

　　書中附錄了中島碧教授的信札以及丸尾常喜教授的“年頭詩”，是為了懷念兩位故人。記得當初我將這些“年頭詩”推薦給《美文》 雜志刊發，丸尾先生很是高興。至于為紀念中島碧先生而在 《中華讀書報》 刊發 《共同研究是否可能》，并附錄原信，得到了中島長文先生的嘉許。

　　此次增訂，保留初版的序言及后記。夏君的序言光彩依舊，自然只字未動；我的后記則頗有蛇足，因新書篇目調整，最后一段自我辯解顯得多余。只是為了保持原作風貌，同樣未作刪改。

　　2016年3月26日于京西圓明園花園

　　(本文系 《閱讀日本》 增訂版序，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