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波瀾壯闊的革命斗爭畫卷——讀《陜甘寧根據地實錄》有感(肖思科)

　　2015年冬，是中央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陜北80周年。有兩件事情引起黨史界的高度關注：一是中共陜西省委黨校和延安干部學院召開“中央紅軍長征 勝利到達陜北80周年理論研討會”，作為官方組織的活動，自然有許多理論創新成果問世；二是陜西人文地理攝影協會組織的“民間記憶：長征——圖片故事展 覽”，這是來自民間的熱情，但也充分說明了人們對紅色文化的崇高禮贊。本人愛好黨史軍史，曾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背著行囊五去延安，走遍陜甘寧邊區，寫了 《最后的圣地》等幾部專著，始終對這一片“紅土文化”保持著人文敬意。所以在欣慰上述紀念活動的同時，也希望在中央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陜北80年后的今天， 能夠看到關于長征“落腳地”和再長征、新長征“出發地”——陜甘寧革命根據地的作品。也就在這種期許之時，張隼洋洋灑灑50多萬字的《陜甘寧根據地實錄》 由解放軍出版社出版。

　　一

　　我并不認識張隼，但讀書如同讀人，我把他看作偶遇的知音。命運注定我與他在某個時空的臨界相會，讓我們有了這次精神的際遇。打開《陜甘寧根據地 實錄》的封面，我從作者介紹中知道我們同齡同籍，曾同在一個系統也同時都在軍隊院校工作過。2006年他轉業到武漢理工大學，我也在這前后到原總后勤部某 雜志社，這是我們不同的分道，但諸多“注定”的責任與思考，把我們鎖定在這個紅色史學的領域，讓我有許多共同因素來分享他成果的靈感。

　　張隼的代表作包括《建黨偉業》《漢陽造》《武漢往事》。從這些作品的選題，便可以認知張隼作為一個守誠和負責的史學工作者，同時也可從中窺見其 思想的起始脈絡。應當說，荊楚之鄉的憂患意識、大悟老區的紅色基因和作者本人的人文積累等，構建了作者文學和史學相結合的基石，作者的軍旅生涯是他紀實文 學選題的定向，是先天的人文基因加之他后天在軍隊受黨教育的信仰皈依，使他選擇了《建黨偉業》這樣的開篇課題。隨之，他又在九省通衢的大武漢耕作了《漢陽 造》和《武漢往事》，后兩部作品明顯帶著地域的痕跡，但其中明顯貫穿著人文歷史的深度開掘。就是這種由點到面、由淺入深、由收到放的拓展，最終使他把目光 投向了《陜甘寧根據地實錄》的創作。而這一次的目光投放，可能是作者自己也沒有體味的一種下意識和潛意識的選擇，是他自己創作修煉的必然歸依，從而也使他 站在了一個人文史學的高度，這也是一個忠誠守責的高地。

　　歷史留下許多不解之謎，延安城外寶塔山上的寶塔像一個亟待破譯的密碼，它用深邃的眸子打量著每一個來訪者，仿佛在冥冥之中告誡每一個人：只有讀 懂我的人，才明白什么是延安，只有走進我身軀的人，才明白什么是陜北，只有破譯了我的人，才知道中央紅軍這支疲憊之旅是怎樣從這里走向壯大和勝利、走向全 國和擁有未來的！

　　這是筆者28年前在延安寶塔山下采訪時，并在《最后的圣地》一書中的苦思冥想。之所以產生這樣的思考，是本人基于湯因比預見世界21世紀的文化 軸心在東方，司馬遷“取源于南，收功于北”的古訓，以及黃河地緣和人文初祖黃陵延脈等所引致的突發奇想。時至今日也就是說，認識世界必須認識中國的文化， 認識中國必須認識西北的地緣，認識西北必須認識陜甘寧在上個世紀初爆發的那場革命……也可以說，在那一場由土地變革引發的農運、兵暴和武裝割據的斗爭中， 蘊涵著人類幾千年對自由的認識、對資源的守望、對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辨析，以及對未來走向的探索。張隼把目光的投放點精確在這片富饒的土地上，從地緣的政 治分析、人文的深刻思考，特別是通過“五四”精神在中國西部的傳播、馬克思主義對西北農村的影響，以及中國共產黨建設陜甘寧根據地，乃至黨的武裝在陜甘寧 邊區的活動，勾勒了一幅包羅萬象、波瀾壯闊、摧枯拉朽的革命斗爭畫卷。而作者把這部作品放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如火如荼的背景下來展現，應當說這 部佳作的歷史站位已先勝一籌，這部力作的透視剖析已發出先聲，包括張隼作為一個歷史學家的人文關懷和因此選項的寫作課題，已站立在一個時代的制高點。

　　二

　　讀張隼的《陜甘寧根據地實錄》，明顯感到作者受江漢說書人的影響，他用故事的連接和懸念的表述，為讀者營造了一個又一個萬花筒般的世界。作者揭 開了1921年至1937年西北的歷史，或者說是以上個世紀初的西北歷史為背景，專門對1927年至1937年的陜甘寧根據地和邊區武裝斗爭進行了生動的 剖析。具體地說，就是以大西北10年革命斗爭史為緯線、以陜甘寧根據地建設的歷史人物命運為經線，勾勒出了一幅生動的農運與兵暴、割據與流寇、旗幟與政 權、領袖與民眾、自由與民主等生生死死的歷史活劇。作者的聰明和妙筆之處，有三個不凡的向度：

　　一是深遠的歷史透視和現實關照。張隼撰寫《陜甘寧根據地實錄》，是他第二度進入以黨史研究為載體的精神領域，他所使用的研究方式和文學形式是從 文化視角表現歷史與未來，或者說他以一種不同視角的歷史審示，既不是贊美詩似的，也不是神話和演義，而帶有深遠的歷史透視和現實關照，在深沉地思考人類活 動的價值和價值的走向。通觀全書，作者在背景中蘊涵著一種史觀的深刻轉變，既不是生產力生產關系如何變動向前的歷史，也不是一種抽象觀念理論的嬗變，他讓 我們覺得無論是陜甘或陜北廣大地域的革命活動，還有那些組織與群體，都是具有人文人本色彩的，具象到一個個體、一個人物、一個事件，都是馬克思武裝斗爭理 論在中國的生動實踐。而這種生動的成分，反映了人類思想與人類活動相結合的靈光，這也是共產主義的傳播并改變中國革命性質、進程和形式的充分表現。至今， 我們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國際共運在中國的興起、探索和發展，特別是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將中國帶入一個新的世紀，從而成為社會主義國家最大的營壘，這是 有特殊價值和深刻含義的。我們細讀作者的作品，就會從那場天翻地覆的巨變中，感受最宏大、最具有生命力、最為深遠影響的革命，這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歷史在 西北廣大的農村，特別是在陜甘寧革命根據地生動實踐的史學價值、人文精神和未來趨勢。

　　二是關注人物命運與事態的糾葛。張隼擅寫人物，善于用人物的命運反觀歷史，擅長用人物的命運與事態的糾葛展現歷史的走向和歸屬。我們從50萬字 的作品中，看到了巍野疇、李子洲等西北黨的創始人先知先覺與視死如歸，看到了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根據地領導者百折不撓、險象環生的人民領袖群像，看 到了張秀山、閆紅彥、王世泰等出生入死、追求真理的將領英勇，也看到了高崗、李艮、李杰夫等悲情英雄，特別是作者還反映了在革命浪潮中大浪淘沙的叛逆 者……歌德曾言：真理屬于人類、謬誤屬于時代。張隼就是把握了平行的視角，用批評的眼光還原歷史人物與事件的本相，使這部作品沒有回避在左傾特別是王明路 線的影響下，那些脫離實際、對革命造成損失的瞎指揮者的臉譜，同時也把早期的陜西省委、陜東特委、陜甘特委、陜北特委等，包括中共上海中央局、北方局對根 據地的指導得失一籃盡收，使讀者看到了革命、革命道路和革命方式的選擇踏破鐵鞋、來之不易。筆者三次讀到劉志丹從黃埔到兵運、從失敗到建軍、再從迎接中央 到犧牲的經歷，都是心情梗塞、欲哭無淚，可見作者春秋筆法使人蕩氣回腸。

　　三是把握了新現實主義的超越感。張隼采用章回體表現了陜甘寧根據地建設波瀾壯闊的歷史，看似平實，卻蘊藏著現實主義的超越感。他從西北共產主義 小組的建立，到農運兵暴的形成，再到西北紅軍建軍，乃至根據地的建設和斗爭，都是以線和角的跨度，描摹的高對比，以及幾何的對位排行，生動地展示了歷史的 脈絡。作者的敘事脈絡多是進程式的，時而又截面化，特別是對英雄劉志丹等打造照金根據地的卓越斗爭描寫，作者窮盡筆墨，欲止又揚，頓而不滯，硬是讓人切實 感受了“南有瑞金、北有照金”的景況，這是一種極其高超的極速變象。同時，他還幾經擠塞了攝影的光感，使多個投射幾乎化入凝固的音樂，使人感到不是直觀的 層面，而是心靈與心境的再現。除此外，本人更喜歡作者切片式截取書中人物的內心感情、思想和漸悟，并進行具象而非抽象的說教，通過事件的排列組合，講述符 合時代的隱悟，特別是反映了西北民眾的稟性、追求和靈魂的鏡像，抑或表達更為含蓄和縹緲，帶有強烈意味的“煙花特色”，這是作者給我們呈現的超現實主義特 色，也是作者在文字把握上的善成與重大突破。

　　三

　　張隼這一部書研究了大量的“紅色文化”。他在長期的研究與寫作中，已養成對背景文化的駕馭和支撐。

　　中國最為獨特的文化，就是具有千年精神和近百年衍生的“紅色文化”。我們提到“紅色文化”自然會聯系到井岡山、遵義和延安等，殊不知這些與“圣 地”并聯的文化主要是由中國共產黨中央、蘇維埃政府和中國工農紅軍所創造的主導文化，而以地方史志為基礎的“紅土文化”命題，重點表述了底層民眾創造歷史 的張力，這當屬張隼的有力發揮。

　　在中國乃至世界，當今華夏大地的“紅色文化”正呈現汪洋恣肆之勢，但其下位或者說與之相生相伴的“紅土文化”，也到了破繭之時。自《星火燎原》 叢書系列開篇以來，反映“紅色文化”的書籍可謂高潮迭起，但就符合 “紅土文化”的價值及體系的構建，似乎還處于一個探索階段。筆者由于研究黨史軍史，也曾接觸到大量原生態的史志，包括《井岡山的斗爭》《湘鄂贛革命根據地 文獻資料》《閩西革命根據地史》和《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資料集成》等，這些都是我黨歷史文獻的寶貴財富，但在人們閱讀已通俗化的今天，就這些史志如何 轉化為通俗的、非演義性的和再生研究的紀實文學作品，與讀者的期待恐還大相徑庭。張隼站立在潮頭，顯示出了黨史研究與地方史研究相結合的優長，特別是他立 足于前人的研究成果，采用集約式的綜合分析，并寫出像《陜甘寧根據地實錄》這樣的優秀作品，既是難能可貴的，特別是對“紅土文化”的開疆拓土，亦是有貢獻 的，至少填補了陜甘寧根據地全景式寫實的空白。

　　我極其看好張隼在“紅土文化”的研究與寫作上將大有作為。嚴格地講，對“紅土文化”的研究寫作及出版傳播，這是一個站在新起點上的時代課題。而 在此時，我們再來看待“紅土文化”的研究與開拓，是多么具有現實意義。無疑，張隼是這一領域的覺悟者。他對黨忠誠，出生在紅土地，當過兵，善于做學問，又 精于文學，無論思想和語言都能接到地氣，與讀者息息相通，我相信他將會進一步挖掘“紅土文化”的存量，并從中找到將開拓的增量。同時我也希望他發揮在《建 黨偉業》和《陜甘寧根據地實錄》中所探索的路徑，并在該領域發揚光大。

　　總之，張隼的《陜甘寧根據地實錄》和他一系列的創作，已顯現了作者在這條道路上嶄露頭角。雖然在閱讀他的作品時，感覺還有一些生澀，甚至缺乏一 些文學技巧訓練，但這并不影響他在文與史、特別是在黨史紀實文學的寫作道路上走的更遠。我衷心地祝福他取得更多、更大、更具生命力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