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炸現場》：危險中綻放的人性之花(李朝全)

　　不久前，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明確指出，“要根據事實來描述事實，既準確報道個別事實，又從宏觀上把握和反映事件或事物的全貌”，做批評性報道要“事實準確、分析客觀”。這些重要論斷同樣適用于新聞與文學聯姻的產兒報告文學。何建明的長篇報告文學新作《爆炸現場》很好地貫徹了習總書記講話的精神，堅持真實性是報告文學的生命，深入“8·12”天津濱海新區大爆炸現場采訪調查，深刻反思事件原因，正確處理“全部真實”與“局部真實”的關系，深刻表現消防、警察官兵群體在極度危險中綻放出炫目的人性之花，感人至深，催人淚下，促人奮進，譜寫了一曲感天動地泣鬼神的消防戰士之歌。

　　正如何建明自己所指出的那樣，寫現場最有說服力。生命第一，生命至上。他在寫作報告文學時，首先高度重視對客觀現場的采訪、調查，注重對那些幸存下來的和逝去的生命的追溯，對生命背后故事的探究與探索。這是一部歌頌體報告文學，但卻不是一篇簡單的表揚稿，因為它描寫的主題是共和國歷史上消防隊員傷亡最為慘重的一次救火行動，有115名公安消防人員在爆炸中喪生或失蹤。因此，這是一樁悲劇，作家在創作時時刻警惕著不能“把喪事寫成喜事”，把悲劇寫成喜劇。

　　為了寫好客觀現場，何建明要求自己必須親臨爆炸現場。盡管爆炸現場經過清理，基本看不出原貌。但在那個爆炸炸出的大坑前，在清理過的廢墟上，作家思緒飛揚，浮想聯翩，他用自己的主觀去充分地感受，接受心靈的洗滌與震蕩，接受感動與悲慟的感染，憑借想象，抵達鮮活生動的主觀現場。這是一個作家主體主動介入所要報告事件和人物的過程。它激活了作家的創作靈感、動力及源泉。在痛切的回憶與想象中，他在努力搜索和尋找那一輛輛消防車，那一支支消防隊和一個個消防隊員。他們如同電影畫面和鏡頭一樣，一一在作家的腦海中浮現出來。那些誰也無法再次親歷、抵達或復原的驚心動魄的場景，被作家重新喚醒和喚回了。這便是作家的創造，通過主觀介入與主體想象，重新回到歷史現場、事件現場。

　　當然，作家的目的不僅僅在于表現出客觀現場和自己感受到的主觀現場，而是力求客觀準確地反映事件的本質，亦即何建明自己所言之“本質現場”。他不是簡單直接地去描述那些公安消防英雄們是怎么死的、死得有多慘，死后如何安葬等等，而是要寫出消防隊員們在生死瞬間所呈現出來的那些最寶貴的東西，表現人們為了拯救那些受傷的消防戰士永不言棄的努力和永不停歇的大愛，又是如何為那些逝去的英魂奏響憂傷動人的安魂曲。這些逝去的消防員，在直面極度危險時全都是面朝火海，都本能地作出了手臂上揚的動作。而這樣的動作也鑄就了一尊尊雕塑般永恒的瞬間。那是英勇的犧牲者的姿態。有的消防員死后，幾乎變成了一把灰，有的連骸骨都找不著，為了慰藉他們的家屬，戰友們強忍巨大悲痛用心去捏出個人形來，為戰友整容化妝，只為了安慰那些備受大慟煎熬的親屬。這是一曲曲悲切感人的英烈安魂曲，讓我們時時處處都能體味到人性的光芒。

　　《爆炸現場》既描寫了事件現場，又呈現了生命現場，表現了生死場上公安消防戰士們的情感現場。天津港大爆炸，威力相當于450噸TNT(一種烈性炸藥)，那是多么可怕的一場災難，那是多么恐怖的一幕��！作家首先從描述爆炸的威力起筆，如實再現現場的極度危險。在字里行間，都充溢著作家的情感和思考，這是一部作家情感與思想都時刻“在場”的鮮明的“有我”寫作，是一種主體主動介入的而非主觀臆想的寫作。何建明不止于表現慘烈現場，不是單純描述災難，而是采用觀照現實、觀照生活的手法，對災難進行了全面考量，不是津津樂道于照相攝影式的反映和以慘烈血腥的展示為噱頭吸引讀者，而是力圖超越災難，超越生死，思考何為生何為死、如何生如何死，表現和彰顯那些犧牲者和英雄身上最珍貴的至高無上的品質與精神。那就是人活著，總有比生死更重要的責任與擔當，有肩負的神圣使命。那是人間的大義。

　　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人區別于禽獸的地方，正是人是有情物。作家全書聚焦于一個“情”字，凸顯人間美好而心酸的愛情、親情、溫情和戰友情，表現人的大愛至情。既有極度威脅下消防官兵對百姓的無私救助和與戰友的相濡以沫攜手同行，與瀕臨死亡絕境的戰友扶攜逃離火場；也有大難之后，親屬們對受傷消防戰士聲聲不竭的呼喚，最終喚醒了昏迷了四十天的張超方，更有醫生們精心的全力救助、護士們熱心的撫慰，使重度燒傷、幾成“焦炭”的佤族小伙巖強蘇醒重生，有美麗的姑娘林芬對丈夫那一息尚存生命的堅定守望，從而創造了一個又一個醫學的奇跡、人間的奇跡。在表現這些或平凡或不平凡人們身上偉大的人性光輝的同時，作者更是毫不留情地譴責、鞭撻和詛咒那些殘害生命的孽障、那些生命悲劇的制造者，追問悲劇的由來，追詰孽障們的罪惡與罪責。

　　天津港大爆炸是一場大悲劇。在何建明的筆下，既寫出了悲劇的慘重、慘烈，也寫出了悲劇中英雄們生命的壯美、偉大。他是在書寫廢墟之上的人性之光、生命之花，思考的是生命與死亡、人生與幸福、生活與珍惜、欲望與罪惡等重大命題，因此，這部作品的價值顯然超越了一般的災難報告。

　　(作者為中國作協創研部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