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真為人 本色為文——憶懷陳忠實(白燁)

作家陳忠實 羅琪 繪

　　28日一早得悉陳忠實因吐血住院搶救的訊息， 29日上午就傳來他不治而仙逝的噩耗。短短一天，陰陽兩隔，叫人猝不及防，令人欲哭無淚。

　　忠實去得匆促，走得決絕。人生這本書，他最后畫的不是一個句號，而是一個大大的驚嘆號！

　　這幾天如同過電影一般回想起有關他的種種過往，往事歷歷在目，猶如就在眼前。我越來越覺著，他依然活著，就活在他的作品中，活在我們的記憶里。

　　初識陳忠實，是在上個世紀的七十年代。那時，陳忠實剛剛發表了中篇小說《接班以后》 ，作品以清新而質樸的生活氣息與當時流行的“三突出”作品形成鮮明對照，在陜西文壇引起較為強烈的反響。我所就學的陜西師大中文系邀他來校講學，他以他自己豐富而切實的創作體會，生動而形象地講述了由生活到創作的諸多奧秘，使我們這些聽膩了枯燥課文的學子大飽耳福�？粗�他那樸素的裝束，聽著他那樸實的話語，我開始喜歡上這個人，同時也對他有了第一個印象：本真的人。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調到北京工作之后，思鄉戀土的強烈念想一時難以釋然，陳忠實的小說便成為寄托鄉思、宣泄鄉情的重要對象。它使我身在繁華嘈雜的京城而得以神游熟悉溫馨的秦地故里。這種閱讀顯然已超出了文學欣賞的范圍。1982年間， 《文學評論》編輯部約我為《文學評論叢刊·當代作家評論專號》撰稿，我思來想去還是選擇了陳忠實。因為我差不多讀了他的所有作品。在這一過程中，我與陳忠實通了好幾次信，對他有了更多的了解，心里感到有話要說，也有話可說。這篇刊于《文學評論叢刊》第十二期的文章，題目就叫《清新醇厚，簡樸自然》 ，那算是我對他的作品的最初印象。

　　由那時到現在，已有近四十個年頭。近四十年來與忠實的交往愈多也愈深，但所有的接觸都無不在印證著我對他的原初印象：本真。我想象不出除了本真一詞，還有什么說法能更為準確地概括他和描繪他。

　　與陳忠實稍有接觸的人，都會有人如其名的感覺。的確，為人忠厚、做人實在，在陳忠實完全是一種天性的自然流露，這使得人們和他打起交道來，很感自在、輕松和“不隔” 。

　　同忠實在北京和西安相聚過多少次，已經記不確切了，但1984年夏季在北京街頭一家飯館的相會卻至今難忘。那次忠實來京到《北京文學》編輯部辦事，交完稿后在《北京文學》編輯部打電話約我去見他，我趕到當時位于六部口附近的《北京文學》的門口后，我們就近在西長安街路南的一家山西削面館要了削面和啤酒。那天飯館的人很多，已沒有位子可坐，我們便蹲在飯館外邊的馬路牙子上，邊吃邊喝邊聊，看著來來往往的行人和車輛，聊著熱熱鬧鬧的文壇和創作，不拘形式也不拘言笑，實在愜意極了。

　　由此就好像形成了習慣，每次忠實來京，我們都去街頭找家飯館，在一種家常式的氣氛中談天說地。他先后兩次來京參加黨的“十三大”和“十四大” ，所下榻的京西賓館附近沒有小飯館，我們就步行很遠到小胡同里去找小飯館，連喝帶聊待上兩三個小時。對于不講排場、不吃好的而又注重友情、注重精神的我們來說，這是再好不過的交往方式了。把這種平民化的交友方式與忠實常常要離城回鄉的生活方式聯系起來看，我以為這除去表現了他的為人實誠之外，還是他人生的一種需要。他需要和普通的人、普通的生活保持最經常的接觸，需要和自己熟稔的階層、喜愛的土地保持密切的聯系。正因如此，他才有出自生活的清新的審美感受，又有高于生活的深邃的藝術思考。

　　陳忠實對幫助過他的人，寧可感念于內心而不形諸于口頭，也很典型地表現了他的為人之忠厚。他于1979年在《陜西日報》上發表了短篇小說《信任》后，由于當時任中國作協副主席、 《人民文學》主編的張光年的發現與支持，得以在《人民文學》轉載并在該年度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中獲獎。他十分感激這個關懷和鼓勵他的創作的文學前輩，但卻沒有像有些人那樣或致信感謝，或登門認師，只是默默地銘記于心。嗣后參加“十三大”期間中國作協的一個聚會時，適逢張光年同志在場，他聽說這一天是光年同志的生日，便相邀了作家金河等人一起向張光年同志敬了一杯酒。張光年同志問了他的名字，才知敬酒的人中有一個是陳忠實。陳忠實以他的方式待人處世，這種方式質樸無華，不帶任何繁縟，不含任何俗氣，一切都是自我本色的自然呈現。

　　陳忠實從事專業創作不久，即在換屆中擔任了陜西作協副主席的職務， 1992年又擔任省作協主席的職務。他較早就是黨的“十三大”“十四大”代表，中共陜西省委委員。在作家里頭，黨內外都有如此職務的人并不多，而這對于陳忠實來說，什么都沒有改變，他依然和往常一樣，不顯山，不露水，把自己看作是一個普通農家出身的普通作家。正因陳忠實把自己的全部心思和精力用于創作，他在省作協副主席的職位上，先后寫出了《十八歲的哥哥》 《梆子老太》 《初夏》 《藍袍先生》 《四妹子》 《地窖》 《夭折》 《最后一次收獲》等中篇力作和一批短篇小說，并在1992年完成一鳴驚人的長篇處女作《白鹿原》 。無論是創作的數量，還是創作的質量，都以無可爭議的實績在陜西乃至全國的專業作家中名列前茅。

　　1992年，陜西省文聯換屆，省上原擬調在作家中黨內地位較高的陳忠實出任省文聯黨組書記。陳忠實考慮再三婉拒了組織上的好意，理由只有一個：要把主要精力投入創作，在有生之年寫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后來，省上在省作協換屆時根據大家的意愿決定由他擔任省作協主席，陳忠實難以再次堅辭，上任后便以秘書長制的方式使行政工作分流，自己仍騰出較大的精力來從事創作。在這之后幾次見到他，發現他在琢磨自己的創作突破的同時，顯然對全省的創作和文學工作比過去考慮得更多、更深了。他由路遙、鄒志安等作家的中年早逝看到了改善作家生活和工作條件的重要性，想方設法幫助中青年作家解決種種困難，并在出差北京時找有關出版單位為作家京夫（ 《八里情仇》作者） 、程海（ 《熱愛命運》作者）索要稿費。他由1992年輿論界普遍叫好的“陜軍東征”現象中，看到了陜西小說創作的長處和短處，告誡自己的同行們要保持清醒的頭腦。他還感到了與文學創作相比陜西的文學評論相對薄弱，提出在培養青年作家的同時要著力培養青年評論家。既謀其文，又謀其政，二者都統一于對文學事業的默默奉獻，這就是陳忠實的為官之道。

　　說到為文，用文如其人，本色為文來形容陳忠實，也是再恰切不過的了。

　　忠實的作品，如他的人一樣，質樸中內含明慧，厚實中透著靈氣，而且在忠厚、實在的基點上不斷超越過去的自己，到后來可說已近乎一種大巧若拙、大智若愚的境地。陳忠實在小說創作上有一個原初的基本點，這便是由種種來自生活的真情實感，傾聽民間的心聲，傳達時代的律動，其創作上的“清新醇厚，簡樸自然”的總體特點，在他此后的創作中并沒有根本改變，但在此之外他顯然又有諸多的拓展與豐富，從而在整體上又構成了一種漸變。

　　如果把陳忠實的創作分為《信任》時期、 《初夏》時期和《藍袍先生》時期三個階段來看，顯然第一階段在注重生活實情中關注的是生活本身的演進；第二階段在深入挖掘生活中更注重社會心理的替嬗更變；而第三個階段則在生活的深入思考中趨于對民族命運的探求與思忖。這一次次的遞進，都由生活出發而又不斷走向藝術把握生活的強化與深化。有了這樣的堅實鋪墊，作者拿出集自己文學探索之大成的《白鹿原》 ，并以它的博大精深令文壇驚異，就毫不足怪了。

　　《白鹿原》確非一蹴而就的產物，自1986年創作《藍袍先生》觸發創作沖動之后，陳忠實實際上就把一切精力投入了《白鹿原》的創作。1987年夏我去西安出差，忠實從郊區的家里趕到我下榻的旅館，我們幾乎長聊一個通宵，主要都是他在講創作中的《白鹿原》 ，我很為他的創作激情所陶醉，為他的創作追求所感奮，但怎么也想象不出寫出來的《白鹿原》會是什么樣子。作品大致完成之后，忠實來信說：“我有一種預感，我正在吭哧的長篇可能會使你有話可說， ……自以為比《藍袍先生》要深刻，也要冷峻……”后來，看過完成稿的評論家朋友李星也告訴我， 《白鹿原》絕對不同凡響。我仍然一半是興奮，一半是疑惑。待到1993年初正式看到成書《白鹿原》后，我完全被它所飽含的史志意蘊和史詩風格所震驚。深感對這樣的作家、這樣的作品要刮目相看，因而，以按捺不住的激情撰寫了題目就叫《史志意蘊·史詩風格》的評論。在該年7月的《白鹿原》討論會上，當有人提出評論《白鹿原》要避免用已近乎泛濫的“史詩”提法時，我很不以為然地比喻說，原來老說“狼”來了、“狼”來了，結果到跟前一看，不過是一只“狗” �，F在“狼”真的來了，不說“狼”來了怎么行。我真是覺得，不用“史詩”的提法難以準確評價《白鹿原》 。

　　有評論者把注重生活積累的作家和玩弄表述技巧的作家分稱為“賣血的”和“賣水的” 。這種說法雖過于絕對了一些，但也說出了這些年創作中的某種事實。陳忠實顯然屬于“賣血的”一類作家，他的作品從早期的《信任》到最近的《白鹿原》 ，篇篇部部都如同生活的沃野里掏捧出來的沾泥帶露的土塊，內蘊厚墩墩，分量沉甸甸，很富打動人的氣韻和感染人的魅力。這樣本色化的創作成果，無愧于時代生活，無愧于廣大讀者，也無愧于作者自己。

　　本真為人，本色為文，在生活和創作中都毫不諱飾地坦露自我，腳踏實地地奉獻自我，盡心竭力地實現自我，這就是我所了解的陳忠實。

　　現在一再提倡作家要“無愧于時代，無愧于人民，無愧于歷史” ，陳忠實無疑是切切實實地做到了的。他在世時，我們在接觸他、走近他的過程不斷受益；他離世后，我們在閱讀他、回憶他的時光里繼續受惠。我為擁有這樣的朋友而自豪，而榮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