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寫自己的“朝內166號記憶”(陳彥瑾)

《朝內166號記憶》 屠岸 等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6年4月出版

　　《朝內166號記憶》終于出版了。這本書從策劃、組稿到編輯、出版歷時三年，它是我職業生涯里意想不到的一本書，恐怕也是很多讀者意想不到的一本書。它的誕生是意外，卻也是必然。

　　緣起：一個消息，一種情緒

　　這本書緣起于一個至今未落到實處的消息——人民文學出版社大樓的搬遷。大概四年前，就時有“要搬了”的消息傳出，三年前的2013年3月，則聽到了妥妥的“要搬了”的消息。于是，和很多同事一樣，生起了一種濃濃的“即將告別”的悵惘。那時就想，如果大樓消失，所有與樓有關的記憶——不論是個人的還是集體的——將何處安放？當推土機的巨鏟將大樓鏟成一片廢墟，所有曾在這樓里工作、生活乃至度過大半生的人們，將從何處尋找慰藉？當若干年后新樓崛起，人們熟知的“朝陽門內大街166號”的門牌會安放在哪里？我們這些曾在老樓待過的人，又該如何向剛到出版社工作的年輕人講述出版社的過去？……作為編輯，很自然地，我想到了出書，想請同事們來寫寫這座被稱為“文化地標”的大樓，寫寫樓里的人，樓里的事，樓里的工作與生活，為即將消失的它留個見證和念想。這一想法得到了社領導和許多離退休及在職同事的支持，于是，2013年4月11日，我通過社辦和老干部處在社內發布了《征稿啟事》 ，并到一些部門向一些同事鄭重約稿。當時覺得時間緊迫，截稿時間定于2013年5月15日，未想直到三年后的今天才出版，而“要搬了”的消息，依然像達摩克利斯劍一樣，懸在這座大樓的上空。

　　征稿后，很快就有同事交來稿子和老照片，不過也有同事答應寫稿，卻因工作繁忙抽不出時間，于是等，未想一等便是一年、兩年，總也無法截稿。而大樓經過多次搬而未搬后，搬遷已徹底成了懸案，這本書便也陷入尷尬，擱置了一段時間，直到2015年下半年社里開始籌備65周年社慶才遇出版契機，于是抖擻精神投入編輯，為2016年3月28日的社慶紀念日加班趕期。

　　編輯：為了留下見證和念想

　　交來的稿件里，有專門為約稿而寫(其中有不少是手寫稿) ，也有舊作；有寫人記事，也有寫工作生活；有寫個人史，也有寫社史……基本上是一堆散亂蕪雜的素材，如何將它們編輯成書？如何取舍、分類、排序？這些問題頗費思量……而最終，我回歸初心，才找到理路。

　　和已有的社史、紀念集、個人專著如《我與人民文學出版社50年》《懷念集》 《永遠的朝內166號》 《凌汛》不同，這本書最初的動念既不是為研究、篩選和評判歷史，也不是為書寫個人回憶，而是想定格一群人的記憶，為即將消失的一座樓留下見證和念想。所以，最初擬的《征稿啟事》 ，為任何一個想留下念想的人提供了最大限度的書寫自由：

　　一座樓，一群人，一種文化；一本書，一件事，一個回憶；一桌一椅一墻一角，一種感悟心得體會，皆可入題。只要是自己認為最有必要或最值得留住的記憶，都可以寫�？梢詫懽约�，也可以寫他人；可以是宏大敘事，也可以是個人敘事；可以寫公共史，也可以寫個人史。文體不限，形式不拘一格�？梢岳硇�，也可以感性；可以莊重，也可以活潑。字數不限，可長可短�？梢蚤L篇大論，也可以點滴碎片。歡迎隨文提供相關圖片，書影、書信、發稿單、退稿信、簽名、墨寶、合影、辦公室工作現場照等，皆可……

　　如此不設限的原因，是想盡可能讓更多的人參與進來，盡可能多留住一些記憶，也盡可能讓記憶豐滿、自然，甚至蕪雜都不怕，因為我覺得，一座樓的生動和人一樣，不是來自抽象的概念、標準化的評判，而是來自毛茸茸的細節。正是方方面面不同角度甚至看似矛盾的細節聚攏在一起，才構成一座樓和一家社的鮮活和生動。

　　正因為這樣一個出發點，我決定不作取舍、過濾和剪裁，而是以盡可能保留記憶、將所有人的記憶平等視之為原則，將征集到的稿件悉數收入，并按內容大致歸為四類：寫樓與生活的歸為“憶大樓” ，寫人與事的歸為“憶人事” ，寫編輯出版的歸為“憶出版” ，寫社史和個人史的歸為“憶歲月” 。

　　挑戰：如何甄別歷史細節

　　編輯過程中，最大的挑戰在于，作為1999年才到出版社工作的我，如何甄別過去的人事細節，尤其大多數老照片，我都無法辨認其中面孔——校對科同事也都比我還年輕，而實際上，現在全社也沒有多少人能甄別和辨認了。我能詢問的同事，除了作者本人，就是外文部的張福生老師和負責老干部工作的謝施基老師了。這一工作占去了大量編輯時間，直到書稿付型前一天，我還在撲滅可能的錯漏。

　　比如有一張老照片，社辦記錄的是人文社同志參加中國作協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合影( 2006年) ，因為其中有陳早春社長，我根據其任期斷定第七次有誤，應為第五次( 1996年) ，果然，何啟治老師提供的圖片說明是第五次，而他本人也是照片中人，他的記憶應確鑿無疑�？墒�，就在付型前一天晚上，我在辦公室加班看清樣，對照電腦里的原圖檢查圖片時，忽然發現這張照片的原片有“1987年1月1日”水印字樣。我立即給謝施基老師電話，把這張照片，連同另兩張圖注不詳的照片一起發去，請他幫忙辨認。第二天，謝老師就坐公交倒地鐵，前往東中街、方莊等幾個家屬院，請何啟治、李吉慶、張柏年等老同志辨認。何啟治老師再次確認是1996年參加第五次作代會合影，而照片上的水印時間，推測是拍照的人沒有調準相機時間所致。

　　價值：打撈記憶，打撈留住記憶的人

　　然而，能夠采訪的老同志已經越來越少了，老照片里那些健在的人大都已近花甲、耄耋，說不定什么時候就有人突然離開，那些故事也將隨之塵封，成為永遠無從解開的謎了。這也讓我意識到：這本書不僅僅在打撈記憶，打撈記憶的同時也是在打撈留住記憶的人�；蛟S，這正是它最大的價值吧。

　　其實，這本書從策劃到出版的三年里，就有一些與書有關的老同志相繼告別人世了。除前面提到的盧永福老師， 《記寫出版社兩位老人》中的松濤、陳汝霖老師，還有為這本書寫了《能不憶“選刊” 》的劉茵老師，都沒能看到本書出版便離開了我們。松濤是當代文學老編輯，我進社晚，從未見過他；陳汝霖曾在《文學故事報》工作過，退休后還時不時來辦公室坐坐，我甚至好像不久前還在樓道里見過他步履蹣跚的樣子，可是某一天，我在社內訃告欄里看到了他離世的消息……所幸，王曉老師的《記寫出版社兩位老人》里，留下了他們的生命片段。

　　劉茵老師2015年2月離世。2013年5月征稿啟事發布后，劉老師很快交來了《能不憶“選刊” 》 ，幾個月后，有一天特意打電話囑咐我，說稿子里有一句話末尾務必要加一個“等”字( “著名作家王蒙、李國文、李輝、劉慶邦等” ) 。當時因為書稿已發排，不在手邊，我在一張小紙條上記錄下來，想等書稿返回后再改正。沒想到，書稿返回時已是兩年以后了，當年囑咐我的是哪句話已記不清，而那張紙條也不知塞到哪個角落了，那個囑咐便成了我的心病。也是付型前一天的那個晚上，我幾乎把辦公室的柜子都翻遍了，也許是天意，忽然從一沓稿紙里掉出了那張小紙條，讓我終于沒有辜負劉茵老師生前的一字之托！

　　意義：進入歷史，走向相對永恒

　　從最初的毫不起眼的一堆蕪雜的素材，到最后成為圖文并茂，有現場感、歷史感又有文化和收藏價值的一本書，這一過程，花去了三年時間。三年時間里，這本書的價值和意義也日益凸顯，直到付型前那晚，我坐在辦公室里凝神靜氣看清樣時，才意識到，這本書或許真如管士光社長所說，會是我職業生涯里非常重要的一本書。因為它和走過六十五個春秋的人文社是一體的，如果說，人文社是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的話，這本書定格的，就是她生命歷程中的一些華章、一些剪影，一些毛茸茸的細節，散發著獨有的文化氣息和精神魅力。對于一家社、一座樓來說，它的文化和精神，無疑是由人和書構成的，正是在社里工作、生活過的人們，和從社里誕生的書們，以及由這些書影響的讀者、作者們，共同匯成了一家社、一座樓的文化和精神，也成就了它的德行。所以，六十五年，不僅僅意味著它的滄桑歲月，也意味著它的厚德載物，而這也正是比它年輕二十多歲的我，甘愿花去三年時間為它編一部特殊的生命史的原因。我想，在中國出版界，值得人們為它書寫歷史的出版社恐怕不多。而這本書，終將會因為定格和留住了這家出版社的文化、精神、德行而與之共存。

　　那晚看清樣時，我仿佛看到，半個多世紀的人、歲月、生活，在進入這本書的同時，也進入了歷史，走向了相對的永恒。而我最大的遺憾是，沒有讓自己的回憶走進這本書。這是很奇怪的事情。我策劃、組稿、編輯，整整三年時間，卻獨獨忘了自己寫一篇！這遺憾，或許只能等將來修訂時彌補了。所以，付型時，在書的最后，我又加了幾頁空白紙，為了提醒和我一樣有著遺憾的人，早日拿起筆，書寫自己的“朝內166號記憶” 。

　　整整三年時光，朝內166號這座老樓又發生了很多事，一些人離開了，一些人退休了，一些人換崗位了，一些人編了很多好書……如今，樓依舊在，當年腦海里映現的推土機將大樓推成廢墟的畫面也并沒發生，這座大樓的生活還在建構，關于大樓的記憶還在不斷生成，唯愿將來有機會，能續寫記憶，續編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