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情可待成追憶(趙振杰)

——評肖復興長篇兒童小說《紅臉兒》

　　當代散文名家肖復興和趙麗宏在散文界素有“北肖南趙”之稱。然而近些年來，這兩位筆耕不輟的文壇前輩卻不約而同地將更多精力投入到兒童文學創作之中。繼趙麗宏先后推出《兒童河》和《漁童》之后，肖復興的首部長篇兒童小說《紅臉兒》(福建少年兒童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也與讀者見面。眾所周知，成人作家跨界從事兒童文學創作必然面臨三個技術性難題：一是如何充分“喚醒”自身的童年經驗，并“激活”讀者的兒時記憶；二是如何有效平衡“深刻”與“純真”在文本中的權重；三是如何恰當把握歷史背景與兒童接受之間的藝術張力。上述任何一個難題對于一位多年從事散文寫作的作家而言，無疑都意味著極大的挑戰。但令我們欣喜的是，肖復興的這部《紅臉兒》不僅很好地處理了“成人書寫”與兒童認知的分寸感，同時也在敘事結構和表達方式上做到了張弛有度、游刃有余。

　　小說以散淡而富有詩意的語言回顧了“我”與三個小伙伴之間的童年往事：“我”上小學五年級時，大雜院里突然搬進來一個名叫大華的男孩。由于大華來歷不明，且臉上長著一塊十分明顯的紅痣，院里的“搗蛋鬼”九子就擅自給他起了個“紅臉兒”的綽號，并教唆其他孩子一起孤立和疏遠他，只有“我”和玉萍始終將大華視為好朋友。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孩子們的嬉戲打鬧之中，圍繞在大華和玉萍身上的身世謎團被層層揭開，一場由孩子擔當主角，以家庭為背景的成長故事劇就此在大雜院內悄然上演……

　　《紅臉兒》雖說只是一篇兒童小說，但肖復興在文學品質和藝術追求上卻沒有絲毫懈怠，尤其在敘事手法上可謂獨樹一幟。首先，小說中“我”的身份具有多重復合性�！拔摇奔仁钦麄�故事的講述者，又是故事的參與者，同時還具有部分作者本人的影子。這些身份各異的“我”在文本中相互融合，產生了強大的藝術張力。一方面，讀者會隨著作為人物的“我”與大華等玩伴之間不斷加深的友誼，而逐漸走進人物內心；另一方面，讀者又會按照作為講述者“我”的指引，去感知并思考那些關于親情、友情、愛情的人生命題。這種敘事方式不僅使文本滲透出一種氤氳朦朧的夢幻之美，同時也帶給讀者一種奇妙的閱讀體驗。細心的讀者會發現，《紅臉兒》中還隱藏著一位“超級敘事者”——棗樹。大雜院中的三棵老棗樹貫穿故事始末，它俯瞰著兒童世界中的嬉笑怒罵、是非對錯，也見證著成人世界中的愛恨情仇、生死離別；它用豐碩的果實給孩子們帶來歡樂，也用歷史沉淀下的“神性”給予大人們心靈上的慰藉。

　　其次，作者對于《紅臉兒》中的“時間”也進行了精心設計。就整體而言，小說的敘事時間遠遠大于故事時間——原本一年的童年往事，在作者筆端卻被拓展到半個多世紀，一如小說尾聲處所言：“很多年以后，我說的很多年，其實并沒有多少年，只不過現在想起來像是過去了多么漫長的時光似的�！边@種帶有魔幻現實主義色彩的敘事時間為小說增添了極強的歷史縱深感。而在某些章節處，小說的敘事時間又會小于故事時間，例如，在小說第八章有這樣一段敘述：“看到這里的棗一天天在變大，棗尖兒上開始剛露出一點胭脂一般淺淺的紅顏色，我就知道暑假快要過去了�！甭�長的時光被壓縮至枝頭泛紅之一瞬，令讀者感慨時光荏苒的同時，也隱隱領悟到“瞬間與永恒”的心靈辯證法。

　　此外，肖復興在“講故事”時分別采用了兩套敘事筆墨，為讀者搭建了一組彼此觀照的藝術空間——兒童世界和成人世界。前者歡快明麗、天真爛漫，后者則陰郁蒼涼、神秘莫測。在描繪兒童世界時，作者采用直筆鋪陳的方式呈現了大量生動活潑的游戲場景，如打雪仗、滑野冰、爬房頂、摘紅棗……這些充滿毛茸茸質感的生活細節遍布兒童世界的各個角落，令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時常會心一笑，沉浸其中。而在涉筆成人世界時，作者則采用了兒童的限知性視角去鉤沉情感糾葛，講述家庭變故，閃爍其詞中暗藏著諸多諱莫如深的歷史隱痛。這些成人世界中的愛恨情仇，在孩童們的記憶中變得頗為驚心動魄。正如“我”所感慨的那樣：“我們孩子的心思像是一碗透明的清水，即便有雜質，也是一眼就能夠看得見的；而大人們的心思，卻像是我們大院雨后墻上的蝸牛，不緊不慢地爬著，不知什么時候才會探出頭來�！闭�是在這晦明變幻、忽暖忽寒的敘述中，兩代人的生活經驗和情感記憶被同步激活。

　　可以說，《紅臉兒》既是作者的童年自傳，也是一代人命運的真實寫照。肖復興有意識地將兒時記憶與人生感悟融為一體，從而成功地實現了“純真”與“深刻”之間的藝術平衡，使小說的趣味性和思想性相得益彰。廣大“小讀者們”從中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誠摯的情感力量、厚重的歷史分量以及廣博的思想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