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梅的創作有一個鮮明的特色,她的文學原鄉是其生于斯長于斯的巴山楚水,她十分擅于演繹那塊熱土上的生死哀樂與民風民情,尤其是對于生活其間的精靈一般的三峽女子,葉梅在文章中寄予了更多的悲憫與同情。這些年葉梅的寫作不斷拓展,各種新的題材、新的人物陸續走入她的視野,巴山楚水的故事似乎講得少了,但對于世上的蕓蕓女子,特別是那些有心氣、有性格,又身世浮沉的奇女子的關注與摹寫,卻仍像一條紅線貫穿在她的創作中。讀葉梅的作品常常會有一種強烈的感受,女性形象是她大多數小說甚至包括一些散文作品最耐人尋味的存在。不管是面對多變的世事還是多舛的命途,她筆下的“妹娃”們總可以展現出奔突的情感力量與一股子帶著靈性蠻勁的精神氣質,哪怕在她們所倚重的情感變得無所著落時,她們也不停止、不將息,依舊用生命書寫傳奇。所以葉梅的筆乃是一支為女性立傳的筆。
葉梅的近作《美卿:一個中國女子的創業奇跡》更加深了我對其作品的上述印象。這是一本報告文學作品,記錄了廣州民間女子翟美卿白手起家創造財富的故事。在葉梅的筆下,我們看到翟美卿是一位溫婉有禮而又倔強要強的女子,有著既重事業又重感情的豐富人格,在經濟改革的大潮中不畏挫折、奮發有為。這樣一個情感豐富、性格鮮明又富有干勁的女闖將形象以葉梅的筆墨出之可以說適得其所。翟美卿讓我想到了葉梅之前創作的諸多“女角”,她們是《花樹花樹》里的昭女,《青云衣》里的妲兒,《五月飛蛾》里的二妹,《鄉姑李玉霞的婚事》中的李玉霞,以及最近寫就的《公主海渡》中的元朝公主闊闊真……無論是歷史還是現代,是虛構還是真實,是鄉村還是城市,是少數民族聚居的西南一隅還是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也無論這些人物有著怎樣迥異的身世遭際,她們的性格深處卻都流通著相同的聲氣。她們絕不是“首如飛蓬,誰適為容”的離開男人就形若自戕的自暴自棄者形象,也不是“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的囿于守望的被動消極者形象,她們是生活的進擊者,是不甘于命運擺布、蓬勃著生命力量、為了心中理想敢于挑戰與征逐的女強人形象——盡管她們常常有著悲劇的命運,但在這種悲劇底色下她們堅持發出了熠熠光芒。這樣的一批文學人物,以葉梅自己的語言概括之,就是“過河者”。
“過河”兩字取自湖北恩施的一首龍船調“妹娃要過河,哪個來推我”。中國也有句老話叫“過河的卒子不回頭”!斑^河”這簡簡單單兩個字其實滿含了誓要沖破困難的牢籠、勇于追逐人生的夢想,坦然面對未測的前路的種種執著、智慧乃至勇猛!斑^河”的精神氣質涌動在葉梅所塑造的大量女性角色身上!痘浠洹分姓雅c瑛女雖是同胎姐妹卻性格迥異,瑛女愛慕浮華,在失身于雜貨店老板后,她發覺自己的感情實際上無依無著,于是選擇了最為激烈的反抗方式,以一把火焚燒了雜貨店鋪,也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昭女心氣高,看不上老實巴交的裁縫,拒絕了別人給她安排的生活,喜歡上了學校里的副校長。但當她看清了副校長的鄙陋面目后,她像娜拉一樣地選擇了離開,遠離家鄉去追求新的生活!豆骱6伞分,巴山楚水的妹娃變成了千金之軀的公主,但那藏在骨子里的心氣卻未減絲毫。元朝公主闊闊真性格仁愛謙和,當大汗決定把她遠嫁海外時,她毅然接受使命,從此開始了漫漫無涯的“西征”。先走陸路,因為戰亂而折回,再走水路,一走就是三年。同船乘客逝去十之七八,這位嬌生慣養的公主卻頑強地存活下來,并且為這場曠日持久、吉兇難測的和親之旅畫上了完滿的句號。這位海上絲綢之路的女英雄因為年代久遠早已為現代人所遺忘,葉梅卻用筆墨“復活”了她,使我們得以晤面一位有著如此堅強信念與巨大勇氣的皇室女兒。
其實葉梅筆下也時常塑造一些富有光芒的男性角色,比如《撒憂的龍船河》中的覃老大,《歌棒》中的沙魯,但這些男角的風采往往會被身邊的一個兩個棱角分明的女角所遮掩,這真是一種頗耐琢磨的現象。葉梅筆下的一些人物,也容易讓人聯想到沈從文的文學世界。這兩位作家都把文學目光對準自己生長的故鄉,兩者的故鄉在地理上又恰恰是比鄰而居,一個在湘西,一個在鄂西,雞犬之聲相聞,民俗風氣頗有相通之處。兩者都是少數民族身份,沈從文是苗族,葉梅是土家族,自古偏偏又有“土苗不分家”的說法,何況二者都把大量的筆墨用于摹寫文明未化之地懷抱赤子之心的邊民,所以這兩位作家的作品頗有可以參照閱讀的地方。當然如果我們細細加以比較,兩者之間的不同處也依然是清晰的。僅以神采論之,沈從文的湘西女兒雖也有湘西人的血勇與蠻憨,但她們身上更多的是一種小女兒的天真未鑿與純凈不染,她們的形象讓人一讀之下會泛起愛憐之心。葉梅的三峽妹娃雖也有天真未鑿的一面,但給人更深印象的卻是她們那種高揚的心氣,那種不滿足于現狀、敢于抗擊命運的力量,她們的舉動讓人卒讀之下生出的往往是敬畏之情。
然而不管帶給讀者怎樣的感受,作家們畢竟都寫出了一個多彩的世界與豐富復雜的人性,寫出了面對未測的運命時人們各自鋪開的情感與人生,其筆下的人物風貌實則常常藏著作家自己的生活經歷與人格影子。曾在一些采風活動中見到過葉梅,她說話鮮明、干脆,話似乎也不多,卻每每擲地有聲。她喝得了烈酒,唱得了山歌,待人雖然一例的親和,卻又于親和中含著點兒不怒而威。她從鄂西恩施那樣一個小地方一路闖到北京,成為曾主政《民族文學》的掌門人,經歷自然坎坷,身上因此也就養成了一種“鐵娘子”的風范——她正是她自己筆下“過河”女性的一員杰出代表。我想,這也可能是她為何愛寫這些“過河者”、又為何能寫好這些“過河者”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