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給“我們”的密信(李振)

　　吳亮的《朝霞》在形式上無章可循，讀來艱難，卻也可以讀得放肆。小說就像燒荒的野火，濃煙滾滾之中，不定從哪騰起一片，又隨即隱去。故事、對話、夢境、筆記、自言自語……你永遠不知道下一段將出現怎樣的跳躍，但也許會因此而漸漸適應《朝霞》的顛簸，如同乘上長途巴士，也不急于到達那個所謂的終點，就任憑它晃晃悠悠跑下去吧。

　　邦斯舅舅的故事被突然打斷，當然它原本也沒有開始或結束，而一個“我們”的出現讓人不覺呀然一驚。為什么是“我們”？小說里潛伏著太多的“我們”，可以是邦斯舅舅和朱莉，“我們之間什么也沒有發生”；可以是阿諾、馬立克、李致行、孫繼中，因共同的生活被綁在一起，分不開；可以是沈灝媽媽和李致行爸爸或者翁柏寒和翁史曼麗，掩飾起各自的禁忌和秘密；也可以是何乃謙、浦卓運、馬馘倫，深藏不露，卻又忍不住似的對起“八奸”的暗語；還可以被“他們”稱作“社會寄生蟲”，“不勞而獲剝削階級，我們最不體面，雖然他們腳上有牛屎，他們還是比我們干凈，我們生命意義在于贖罪，重新做人，我們權利應該被剝奪，我們心甘情愿喪失不應該屬于我們的一切，我們必須卑怯地茍活，遭蔑視，我們理應厭惡自己，我們的原罪就是因為我們比他們有錢，現在我們一無所有，我們等待著地獄的火焰”；甚至可以是耶穌、馬克思、韓非子、彌爾頓、馬基雅維利，在不停地對話、辯論。仔細想想，這些“我們”大都存在一個非常嚴格的邊界，有的是日常、有的是欲望、有的是思想，有的是他者或復仇之心。它們湊在一起可能會拼出一個“20世紀70年代”，但又有誰能狂妄地獨自代表一座城市或一個年代？毫無疑問，在吳亮那里，《朝霞》僅寫給那個屬于他的“我們”，當然每個人都有可能從中認領一個獨有的“我們”。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組合、不同的時代境遇在小說中建構起多種屬于20世紀70年代特定人物的獨有經驗，它們從整體上呈現了一種年代的復雜和小說的開放式應對。但是一個堅硬的“我們”又讓小說極其封閉，因為里面有太多心照不宣的言語，它就像攜帶著一個異常隱蔽的標記，對視、沉默、不動聲色地在人流中發現自己的救命稻草。

　　在屬于“我們”的20世紀70年代和“我們”的上海，一個人的身份、視野、思維方式和日常生活都是特殊的。它在挑戰著某種所謂的普遍，成為一個被敘述的時代的反例，在“我們”和世界之間生成了飽含拒斥又頗帶曖昧的政治與文化的張力——“旁觀者態度就是這樣逐漸形成的，他許多經驗都由觀察得來，還有良莠不齊的閱讀，饑不擇食的閱讀，沉溺在形形色色的書里，世界消失了，世界在書本中，世界在世界里，所有關于世界的概念與描繪，用來掩蓋世界的另一個世界，被這個世界封鎖的另一個世界”。也許在有的人眼中，阿諾、馬立克們就是20世紀70年代上海的旁觀者或局外人，他們貌似游離于20世紀70年代革命的熱浪之外，形單影只或三五成群地在“文革”的躁動中“忙里偷閑”。時代的整齊劃一非但沒有讓他們喪失個體的存在感，反而使其得以在一些封閉的環境中毫無顧忌地表達、對話，在一張病假條中發現著日常生活的策略和樂趣。然而到底有沒有真正的旁觀者或局外人就成了一個問題。阿諾成為“旁觀者”的前提并非是主動的游離而是無可奈何地被驅逐出時代的權力和話語體系之外，他看似自生自滅，卻又不得不面對著各種有形與無形的監管、控制。而對于他來說，其實也并沒有把自己看成是真正的局外人，他從來沒有停止對這個國家的觀察和思索，他不僅僅滿足于一種“我們”的自在，更想向這個國家和這個時代最終證明“我們”的正確和“他們”的荒唐。也正因如此，帶來了外界對他們更加尖銳的刺痛和他向外的異常敏感。就像10歲那年困擾著沈灝的問題——“女人的身體會不會背叛她的階級屬性，背叛她的自尊和恐懼”——這些被強加的話語將不斷地敲擊著一個孩子或一個年輕人對世界的自然認知，他后來固然可以通過歐洲愛情小說和笛卡爾的靈魂假設來驗證自己的判斷，但這個過程必然是艱難而痛苦的�？蓡栴}是，沈灝的判斷何以需要經過如此艱難的驗證？在別的地方、別的年代他的問題也許不能成為問題，他的判斷也僅僅是最普遍的常識，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

　　政治上的轉變帶來了文學世界中日常生活的“翻天覆地”，呈現出的是一個類似于負片式的時代場景，而從主義到日�！吧蟼飨逻_”的鏈接安然無恙。就像《朝霞》中憑空降落的聲音：“必須把這個隱藏著的歷史從光天化日之下再次以文學的方式隱藏起來，不是揭露和控告那些早已作古的偶然性，也無須推翻他們的定論，只有這樣一個觀念才是符合文學倫理的：將蕓蕓眾生從記憶的瀚海中打撈出來，即不是個人訴訟更不是集體紀念，遺忘不可能被復原，遺忘必須由想象去替代，這里沒有所謂的真實，所有的真實都帶有必要的謊言，這里也沒有絕對的謊言，謊言不過是一種無法面對的真實之求生策略，它是一種失去樂園之后的傾其所有，交出去，交出你的一切……”伴隨著《朝霞》情節與故事相互斷裂、沖擊又渾然一體的形式，我們不得不去接受小說里因果相生又拒絕走向“必然”的自負的那個世界。在這個世界里，斗志昂揚的時代掩蓋不了用一張病假條自我放逐的暗自得意，勞動模范八級技工阻止不了“以專業態度玩物喪志”，無產階級的榮耀取代不了咖啡館里的濃香和一只浪琴表的誘惑……光天化日，潛流暗動，它可以是消解，可以是嘲弄，卻不是彼可取而代之的盲目。相反，小說呈現出的是硬殼和硬殼之下最柔軟堅韌的部分，改天換地的政治理想同樣包裹著人情的狡黠與酸澀�！冻�霞》拆開了讓一個時代更順暢或更體面的文學權力的包裝，主義的歸主義、思辨的歸思辨、故事的歸故事，即便以謊言描述謊言，人們也不會對謊言信以為真。

　　對于《朝霞》，與其說故事中穿插了大量的議論，不如說是這些議論、札記、自言自語需要故事的潤滑和稀釋。其實在小說里我們也能隱隱感受到，講故事的吳亮向來都是從容不迫的，但在那些故意切斷故事的字句背后，卻坐著一個澎湃飛揚甚至有些殺氣騰騰的吳亮。幾年前讀《我的羅陀斯》，總覺得里面有一種欲言又止的尷尬，待到《朝霞》，雖說不是百無禁忌，至少要暢快得多。20世紀70年代在有些作家那里可能是塊沃土，它提供了所謂歷史或現實的資源，可以用來講故事，但它在吳亮這里卻不僅僅是記憶更像是講壇或沙龍，變成了一個可以充分表達的話語空間。吳亮顯然不滿足把筆觸停滯于記錄或想象20世紀70年代上海的生活片段，那些沉積了半個世紀的記憶終究會化作可以和盤托出的態度、思辨和見識，缺少這一部分的20世紀70年代不可能是完整的。但20世紀70年代也在延續，即便有了《朝霞》，我們也說不清吳亮的20世紀70年代還將會如何生長。不得不承認，《朝霞》是一部讓人為難的小說。其中的議論、札記相互交錯、前后照應，大張旗鼓又暗渡陳倉地完成了對小說的闡釋，仿佛讓人看到此時的吳亮已經輕松地躲到一邊，叼起雪茄看熱鬧。而我們只能從一個小小的切口成為吳亮的“我們”，但最終也只能做一個心藏熱情的旁觀者，就像在偷窺別人的通信，你無論如何都要壓抑驚喜壓抑共鳴，而裝成一個若無其事的局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