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們為什么要寫歷史小說(姚成賀)

《論歷史與故事》，[英]A.S。拜厄特著，黃少婷譯，譯林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38.00元

　　從美學的角度出發，數位小說家曾就“為什么寫歷史小說”這一問題給出了共同的答案：“他們想以更繁復、更復雜的方式寫作，用更長的句子，更形象的語言”。其目的是獲得一種敘事能量的全新可能性，小說家們總是試圖為當前的形式尋找一種具有突破性的歷史范式。

　　英國當代小說家、批評家A.S。拜厄特(A.S.Byatt,1936—)被譽為當今英國文壇“最富想象力與智性的小說家之一”。出身于書香門第，面對著英國文學的偉大傳統，拜厄特難以規避由此產生的影響焦慮與歷史情結。在最近由譯林出版社推出的中文譯本《論歷史與故事》(OnHisto⁃riesandStories)中，她考察評述了當代小說的歷史寫作，重新思考當代作家“為什么書寫歷史小說”的問題，認為以往局限于帝國或女性主題，或者局限于“逃避主義”和“相關性”爭論的關于歷史小說創作動機的討論過于簡單化。拜厄特在書中以獨樹一幟的批評風格闡述了歷史小說豐富的形式和主題，以及其自身所蘊含的文學能量和真正的創造性，并試圖勾勒出一幅近期英文寫作的新地圖。

　　一度受到頗多詬病和苛責的歷史小說在拜厄特看來，展現出比許多直面當下現實的小說更強勁的生命力，因為“如果我們不理解先于現在并且塑造了現在的過去，那么我們同樣也無法理解現在”。對當代小說產生最為直接、深遠影響的無疑是帶給人類物質與心靈雙重浩劫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在這場滌蕩人類靈魂的災難中，世人皆瞠目于同類間的相互殘殺。從一戰到二戰到恐怖襲擊，歷史的進程從未停止過腳步，成為影響戰后文學一支不曾停歇的力量�！皩懽鳉v史小說的強大動因之一，是書寫被邊緣化的、被遺忘的、留下記錄的歷史的政治欲望�！痹趹馉幍年幱爸袝鴮懍F實的小說家們或記錄戰爭即時感受、戰時故事，或繼承喜劇編年史傳統，或書寫重磅歷史，或思考藝術與死亡。戰爭歷史和“這些往往好辯的修正主義故事”帶給英國作家“在歷史時代和地理上拓寬題材的沖動”，從而擺脫了戰后時期社會現實主義作家視野的局限。

　　從美學的角度出發，數位小說家曾就“為什么寫歷史小說”這一問題給出了共同的答案：“他們想以更繁復、更復雜的方式寫作，用更長的句子，更形象的語言�！逼淠康氖谦@得一種敘事能量的全新可能性，小說家們總是試圖為當前的形式尋找一種具有突破性的歷史范式。作為藝術形式的需要，小說中的歷史在某種程度上是出于“復雜的審美和智識”的原因。拜厄特也把自己對小說“可望而不可及的真實性的執著，與現代學術對藝術技巧和態度越來越多的應用”聯系在一起。實際上，藝術性與小說的語言一直是小說家關注的對象。寫實性與實驗性始終在競爭與合作之間交錯發展，賦予了小說本身多種多樣的形式�！昂荛L一段時間以來，意識流和隨之而來的碎片式、非線性的‘新小說’(nouveauroman)和實驗小說主宰著小說界，而現在小說家們重新意識到了講故事的必要性，以及他們對于講故事的興趣”。當代小說中的講故事已經無法避免形式的革新，拜厄特以約翰·福爾斯，珍妮特·溫特森，彼得·阿克羅伊德等作家為例，詳述了當代歷史小說的多種形式，包括戲仿和模仿形式，真假檔案文本交雜，過去和現在交織，幽靈故事和口吻模仿(ventriloquism)，以及類型小說的歷史版本。

　　拜厄特在“舊故事”中發現了全新的形式和觀點模式，“以最快速度重新講述古希臘神話，感官而即時地，與此同時才華橫溢而復雜地思考神話、故事、語言和現實之間的聯系，并將之串聯起來”。于是開啟了就故事的講述以及古老故事不可抑制的生命所進行的自我思考。在《舊的故事，新的形式》中，她著重論述了起源于西方及中東的神話傳說和童話故事的歐洲敘事傳統，并倡導當代小說回歸歷史傳統，以保持敘事藝術的持久生命力�！墩加小繁闶菍�這種創作理念的寫作實踐，小說的內容包含“口吻模仿，對死者的愛，文學文本作為持久的幽靈或靈魂的聲音出現”。其中維多利亞時代的女詩人拉莫特對創作的一番感言傳達了拜厄特關于歷史與敘事的觀點：“所有的陳年故事，都經得起傳述，經得起一再以不同方式來傳述�！�…在故事本身之外，還必須加上你自己的東西，也就是作者自己的東西，以讓故事顯得新穎，顯得具有原創性，而不是為了私人或個人的目的來傳述故事�！毙≌f中拉莫特所作的《天真故事集》正是對父親早年所講述故事的加工，在繼承原有故事框架的同時，詩人加入了自己的想象，體現了拜厄特在古老故事中啟迪新生機的愿望。

　　故事是真實的，因為它們可以平實地反復重申人類的真相——美與丑的命運，恐懼和希望，偶然和災難。安吉拉·卡特和薩爾曼·拉什迪在1970年代說過，自己的能量更多來自閱讀故事，而非閱讀小說，并且運用古老的、編造的和再創造的故事輪流去吸引、誘惑、激發讀者們。這驗證了本雅明的論斷，“故事是最古老的交流形式之一。故事的目的不是傳遞一個完整的存在，那是信息的目的。相反，它將信息潛藏在講述者的生活中，作為經歷傳遞給聽眾”。拜厄特回顧了《園中處女》的創作經歷，她在無意間使用的隱喻中發現一種提綱挈領的神話和意義，部分來自于研究伊麗莎白一世將自己神話為童貞女王、辛西婭、戴安娜和阿斯特萊亞的經歷。在寫作《占有》時，她對角色和敘事的興趣已經發生了變化，感受到一種多感受少分析、更平實敘述的需要。對于一個作家來說，“真正的興趣部分在于一行一行文字選擇的復雜”�！兑国L眼中的巨靈》中，神話的力量則來自于它無休無止的重復性，“神話，像有機生命一樣，是變形者，是變質的，無盡地重組和改造”。拜厄特希望探討的是這些古老的故事和形式如何具有連續而形而上的生命，只有堅持玩味敘事功能，才會發現神話的意義。

　　拜厄特的文學批評主要是實踐作家的批評，這種批評展示的是作家們對自己以及前輩技藝的喜愛，是讀者和作者之間進行文雅對話與交流的形式。盡管《論歷史與故事》是一部以學者視角探討歷史與小說關系的論文集，卻帶著深深的作家烙印和個人風格。作為作家的拜厄特慷慨細致地描繪了自己的創作歷程，“真正坦率地攤開了自己作為一個作家—學者的思考和工作過程”。通常，“身兼作家的學者需要宣稱有某種分裂人格，并且宣稱他們的研究或哲學思考與他們作為小說創作者的作品無關”，但就拜厄特個人而言，“閱讀和寫作以及教學都是某個整體的一部分，把它們分解開是危險的”。書中所引用的作品，包括她本人的創作都與教學和理論研究保持著緊密的關聯。

　　拜厄特深懷批評家的責任感，“我們這些評論現代寫作的人有責任讓討論保持開放、流暢并且基礎廣闊。我們需要創造新的范式”。也因此，她努力證明作家們寫作歷史小說的動機絕非人們通常認為的那樣簡單，希望讀者能夠看到歷史小說所蘊含的其他小說所不具備的文學能量與創造性。拜厄特強調個體與過去相聯，與他者相聯，包括她本人也是一個閱讀、寫作、教學融為一體的整體性存在。小說“從歷史的短處中崛起”，我們不能拋棄歷史，因為個體的身份與過去不可分離，我們也應該思考非人類，從而成為完整的人類。惟其如此，藝術家及其作品才可能擁有持久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