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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夫卡與小女孩(趙霞)

    http://www.rjjlock.com 2016年06月01日10:00 來源:中國作家網 趙 霞

      2008年底,一個雪后的冬日,我獨自背包行走在布拉格小城區的石甬路上,匆匆經過伏爾塔瓦河畔的卡夫卡博物館。日色淡薄,空氣寒冽,博物館門庭冷清,惟有院前那座知名的小便雕像仍在運作不倦。在狹仄熙攘的黃金巷,我再次走過卡夫卡寫作《城堡》的第22號舊居,那是擠在巷道低矮商鋪間一個不起眼的小屋,淡淡的逼仄和壓抑里,似乎還隱約嗅得到《城堡》的氣息。

      但那時我還沒有讀到關于卡夫卡的那個迷人的傳聞。傳聞中的事件發生在卡夫卡最后的生命歲月里。在這位對于現代生活、精神之絕壁式的斷落和荒漠般的虛無有著深刻體驗的作家身上,傳聞本身卻像是一篇充滿希望的美麗童話。旅居柏林的卡夫卡,有一次與愛人朵拉在斯坦格里茨區的公園散步,遇到一個哭泣的小姑娘,她弄丟了玩具娃娃?ǚ蚩ǜ嬖V小姑娘,她的娃娃沒走丟,只是跑到外面旅行去了,它還托自己給她捎了封信。他向小姑娘許諾,第二天把玩具娃娃的信帶到公園。

      就這樣開始了這場奇妙的約會。整整三個禮拜,每一天,卡夫卡都把寫好的信如約交給小姑娘。在信里,卡夫卡以玩具娃娃的語氣講述了它為什么離開,其間又經歷了些什么。依照朵拉的描述,卡夫卡沉浸于這些信件的寫作,其專注程度絲毫不遜于從事文學創作。其時,卡夫卡正經受著結核病的折磨。次年6月,他因病情惡化,在奧地利一家療養院離世。

      在有關卡夫卡的形象及其生活的無數帶著灰暗、沉郁和孤獨色彩的描述中,小女孩和玩具娃娃的故事恰似漆黑暗夜里的一點星光。盡管這一事件從未在卡夫卡的手稿資料中得到確切證明,但它卻激起了人們想要探尋、還原以及在想象中描述、闡發的熱情。英國傳記作家尼古拉斯·默里在《卡夫卡》一書中以平實的語言提到了這一生活的小插曲。法國作家雅克琳娜·拉烏-杜瓦爾在小說體的《戀愛中的卡夫卡》里,想象性地還原了卡夫卡與小姑娘之間的相遇和對話。西班牙作家霍爾迪·塞拉·依·法布拉則以一部兒童小說《卡夫卡和旅行娃娃》,將傳聞演繹成曲折迷離的動人故事。在另一些“心靈雞湯”中,這個故事甚至被續上了子虛烏有的結局:小女孩長大后,得知事情的真相和卡夫卡的身份,她成為卡夫卡作品的忠實閱讀者、研究者、推介者。

      然而,面對這樣的描述、想象和演繹,我們最關心的或許早已不是它的真實與否,而是在作家軼事碎片所激起的解讀熱情里,那個令我們感動的“故事”核心,究竟是什么?

      這個核心,就是文學——以及以文學為代表之一的整個人類文化——對于孩子這樣一種微小存在的深深關切。1923年的卡夫卡,懷著身體和精神上的雙重虛弱與絕望,走在柏林的街路上,他看見了一個孩子的眼淚。只是為了擦干她的淚水,那雙寫下《變形記》《城堡》手又提起筆來,開始給陌生的、不起眼的小女孩編織童話。這一刻的俯身,因其所注目和關切的那個看來如此柔弱普通的生命對象而深深打動著我們。對文學而言,這個姿態同時也充滿象征的意味,它不僅僅是想要擦干一個孩子的眼淚的姿態,同時也是想要從孩子開始,來安慰這世界和人類的悲傷哭泣的姿態。

      這顯然不只是屬于卡夫卡的關切。在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在雨果、狄更斯那里,在魯迅、周作人那里,我們都能讀到這同一種關切的不同書寫和表達。某種程度上,對于一個流淚的孩子的同情和關切,把一個微不足道的孩子的小小悲傷看得與全世界一樣重要的情感,照亮的是我們人性和文化中至為珍貴的內容,后者也是一切了不起的文學作品的精神和價值核心。正如《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阿遼沙所說,“即使以后我們忙于辦重要的大事,有了顯赫的地位,或者陷入了某種巨大的不幸——你們也無論如何不要忘記,我們曾經……由一種美好善良的情感聯系在一起——這種情感在我們愛那個可憐的小孩的時候,或許會使我們也能變成一個比目前實際的我們更好一些的人”。這樣一份寄托于孩子身上的情感,或者說,這份因孩子的形象而被我們更真切地發現和體驗到的情感,是人從卑微的生活中站立起來、仰望上蒼的了不起姿勢的起點。

      從這個意義上說,那個在卡夫卡的童話里得到安慰的孩子,那個在雨果、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筆下得到關切和挽救的孩子,未嘗不同時是對這些文學家及其寫作信仰的另一種拯救。

      卡夫卡的軼事有兩個版本的結局。第一個結局里,卡夫卡讓玩具娃娃在遠方成了婚,出了嫁,這樣一來,它自然不便再回到主人這兒。第二個結局里,卡夫卡決定在離開柏林返回布拉格前,送給小姑娘一個新的玩具娃娃。小說《卡夫卡和旅行娃娃》把兩個浪漫的結局糅合在了一起。對比卡夫卡一生的寫作,我們從中看到了多么富于戲劇性的對位:《城堡》的主人公K在毫無意義的荒誕勞碌中結束了一生,至死都未能走進他被指示前往的城堡,也未能確認生存的出路和意義;它所提供的是有關現代生活的最荒涼圖景之一。然而,面對一個無助地站在公園里啜泣的孩子,作家卻選擇為她奉上單純的歡樂和甜蜜的希望。如果說前者讓我們看到了對于荒誕世界和虛無現實的冷酷審判,那么后者則讓我們看到了對于世界和生活應有之義的終極信仰和本能期望。以文學之名,你大可以把這個愚弄你、欺辱你的世界撕成碎片,踩在腳下,但當你站在一個哭泣的孩子面前時,你仍然想要以文學特有的想象和希望的權利,交還給他一個完整的、富于美感的世界。

      這是文學對于童年和它所代表的人性的拯救,也是童年對于文學和它所代言的全部生活的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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