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蘭》情系兩代人——憶楊鐮(馮姚平)

資料圖片

資料圖片

　　【追憶】 

　　看微信，讀到一篇文章《楊鐮：我和新疆的六十個約定》，高高興興地給妹妹馮姚明轉了過去。不一會兒，妹妹來電話，遲疑地問：“怎么，楊鐮去世了？”

　　“不可能！”我斬釘截鐵地說。

　　“據說是車禍，你看看下面的消息�！蔽乙豢�，震驚了，不敢，更不愿相信。打電話到楊鑄家，消息得到了證實。

　　我的心一時無法安定下來。

　　回想2015年9月，楊鐮和姐姐楊江城、弟弟楊鑄都來中國現代文學館參加我父親馮至的紀念會。那時的他，一頭白發卻精神抖擻，向我走來遞過一份8月4日的《光明日報》，笑著說：“馮伯伯對我影響很大，我在這文章里寫到了�！狈�開報紙，《〈我的探險生涯〉伴我做“牧馬人”》映入眼簾。

　　1968年，新疆伊吾軍馬場在北京招收了108名初、高中畢業的知識青年，楊鐮是其中的一員。當時，他帶的行李箱里主要是書，其中就有“那本恐怕是影響我一生的斯文·赫定的《我的探險生涯》(《亞洲腹地旅行記》)”。

　　楊鐮寫道——

　　“斯文·赫定的《我的探險生涯》是父親的好友馮至伯伯贈行之物。臨行前，我向馮至伯伯告別。聽說我去新疆，他特意送給我這本書，并且說‘這是瑞典人斯文·赫定寫的在新疆的探險發現。工作之余你讀讀，可以加深對新疆的歷史文化的認識�！瘡拇�，這本書就伴隨我從北京前往新疆，又從新疆返回北京，成為我進入絲綢之路核心區域的‘通行證’�！�

　　這是發生在北大燕東園的事，但此前我一點也不知道。楊鐮的父親楊晦(我叫他楊大大)是我父親終生的摯友，我們兩家又都住在燕東園，按說我和楊鐮應該是很熟悉，其實不然。

　　我比楊鐮大11歲，家搬到燕東園時，我已在城里住校讀高中了。雖然，時不時能聽到母親說起楊大大家的五個兒子，但我對他們沒有什么印象，只不過是和我妹妹差不多大的幾個男孩而已。

　　從20世紀80年代起，我開始關注楊鐮。我曾經在父親的書櫥里發現了一本書——《千古之謎》�！皸铉爩憳翘m的故事！”我很驚訝，頓時感到非常親切，因為這“樓蘭”曾是我兒時一個美麗的謎。

　　那要追溯到1940年，在昆明，母親姚可崑正在翻譯德國阿爾伯特·赫爾曼的《樓蘭》。晚上，父親和母親總是對坐在桌旁，就著一盞昏暗的菜油燈各干各的工作。累了，兩人就抬起頭來相視一笑，母親會說起《樓蘭》里的趣事，父親聽得津津有味。

　　我當時不明白，很多很多年前埋在地下的一座古城能有什么故事可說呢？可是，“樓蘭”——這個美麗的名字卻像個老朋友似的印入我的腦海。隨著新疆考古事業的蓬勃發展，“樓蘭”也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報刊上和電視里，在關注這些信息的同時，我也欣喜地不斷見到了楊鐮的身影。

　　我想起了母親翻譯的《樓蘭》，想知道這本書里到底都說了些什么�？墒�，母親在回憶錄里清楚地寫著：是他們留德同學滕固受黃文弼之托找她翻譯的，譯稿交出后，得到200元譯費，并未見出版，可能只是供科學研究用的。

　　譯稿還會在嗎？楊鐮是新疆考古的專家，我就去問他能否找到母親的譯稿。他說，馮伯伯早就告訴過他，馮伯母曾翻譯了這部書，但半個多世紀過去了，經手人都早已過世，又經過多年的戰亂和動蕩，沒法找到了。

　　但是，楊鐮也告訴我，《樓蘭》是名著，對于研究新疆考古的人來說，這是一本很重要的書，他們也很想讀，也曾組織過人翻譯，終因難度較大沒能進行下去。我很遺憾。

　　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母親過世后，我在整理她的遺物時，意外地發現一包資料，打開一看，竟然是《樓蘭》譯本的手抄稿和赫爾曼的《樓蘭》原書，但可惜只是一部殘搞。

　　我猜測，母親曾想抄一份譯稿自己留下，不知什么原因沒抄完就放下了，這一放就是63年！我輕輕地翻開脆得掉渣的稿紙讀了兩頁，馬上就被吸引住。

　　我馬上把稿子整理打印出來，去找楊鐮。這件事對于我們兩人，正如楊鐮所說：“這種失而復得的驚喜，我已經不是第一次品嘗了，但這次更讓我激動不已，因為它實際是雙重意義上的發現�！�

　　我倆都很興奮，楊鐮向我介紹了有關這部書的故事——

　　斯文·赫定是一位偉大的探險家，他從樓蘭遺址帶回大批寫在木簡上和紙張上的文件和其他文物，他知道它們的價值，但他看不懂。1902年，他回到瑞典，就把這些文物交給德國的漢學家們分析研究，先后找了三位：第一位還沒來得及動手就去世了；第二位康拉第(中文名為“孔好古”)完成了高深豐富的重要學術著作《斯文·赫定在樓蘭發現的文書與其他物品》。

　　楊鐮對我說，康拉第的研究是在當時正出訪德國的蔡元培先生的協助下完成的(這對我們兩個北大老學生的子女來說似乎是能觸摸到的親切)。之后，康拉第與赫定商量要再寫一部關于樓蘭的通俗并有學術意義的書，可惜康拉第也去世了。

　　是第三位漢學家——赫爾曼完成了這項任務，就是這本《樓蘭》。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德國學者的研究成果一面世，學界為之震驚，關于樓蘭古城的發現，第一手資料都在這兩部書中。楊鐮說，一些有爭論的問題本可以從這里找到答案，可惜這兩本書都沒有譯成中文。

　　楊鐮馬上和新疆人民出版社聯系，決定把這兩本書譯成中文并作為他主編的“西域探險考察大系”之一出版。我們又請外國文學研究所的高中甫先生翻譯了余下的部分，這部書終于有了完整的譯稿。最后，我們都把稿子交給楊鐮，由他進行整理統稿，在人名、地名、名詞術語等方面加以統一、修正。

　　按照楊鐮的意見，書稿保持原譯者的文風。楊鐮還為這部書寫了一篇內容豐富，又充滿感情的序言。就這樣，這部凝聚了赫定、康拉第、赫爾曼以及我母親和高中甫心血的書終于用中文出版了，而且已經再版。

　　回首往事，歷歷在目。

　　特別是在父親的紀念會上，楊鐮向我走來的情景總在我眼前顯現，難道這樣一位認真的學者、生龍活虎的工作者就這么突然地走了？

　　我困惑。不，楊鐮沒有走，他又到他那無法割舍的新疆去了，去和那里古代的、現代的人們探討這片土地的古往、將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