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1月,周有光先生111歲了。50歲前,他是金融學和經濟學教授;50歲至85歲,他是語言文字學家;85歲至今,他則成了一位百科全書式的思想家。2015年4月住院期間,周有光對著屏幕說:“我年紀老了,(但)思想不老!
思想是周有光的生命動力!稓q歲年年有光: 周有光談話集》(天津人民出版社·后浪出版公司出版)精選匯集了周有光百歲之后所思所想所慮,分為對談和采訪兩部分,書中既有周有光對自己一生難忘經歷的回顧,更有對國家社會發展的思考,對世界歷史的走向、社會制度的變遷、國家未來發展的關注。無論是對自己人生的再回首,還是對國家社會發展的思考,周有光并沒有刻意導入淵博的知識,而是一次次試圖通過與個人所經歷、所觀察的百年歷史相結合以得出樸素的結論:歷史縱有千變萬化,亦無法超越常規。
周有光這里所說的常規,與美國著名思想家托馬斯·潘恩筆下的常識有著某些類同,均是歷史反復試驗經驗的呈現。正因如此,百歲之后的周有光習慣用常規視角看待社會上的是是非非。周有光認為:文化發展縱然離不開種種歷史因素,但總體上呈現競爭融合的大趨勢。歷史同時表明,文化從來不是豢養于高墻之內,而是需要在廣闊的天地里淬火,接受時代的洗禮。哪種文化包容性強,更有助于社會發展進步,哪種文化就可能發揚光大。所以,周有光反對簡單化的文化“河東”“河西”說,認為“學問都是世界性的,是不分國家的”,也只有從世界看中國文化,中國文化才可能真正走向世界。
“要從世界來看國家,不要從國家來看世界”,這是周有光分析問題的方法論。古人有云,“橫看成嶺側成峰”,視角不同結論自然有異。在周有光的語境里,世界視角代表人類社會發展潮流,順此潮流,我們不僅看到世界發展的浩蕩趨勢,同時也可以清醒地看到自己所處的位置。雖然并不否認改革開放成就,但周有光仍指出,目前我們依然“落后驚人”,這種落后不僅表現在經濟發展依然過于粗放原始,還表現在人們對世界發展潮流認知的落后。
周有光先生反對單一的發展“模式”說,認為發展就是“高處流向低處,落后追趕先進”。而一些人津津樂道的后發優勢,無非是落后國家循著發達國家摸著石頭過河逐漸形成的寶貴經驗,這些經驗恰恰是周有光一再提及的常規。
周有光的訪談內容相當廣泛,而且并不是只做否定。對于一些人視若洪水猛獸的網絡語言,作為語言文字學家,他反倒表現出驚人的寬容大度,認為這也是社會發展的結果,不宜過早評判,而應交給時間沉淀。他也不接受社會上關于知識分子“被收買”的指責,只是認為那是一些人出于種種原因而放棄思考。這種現象并非少數人的“專利”,而是社會的普遍“通病”。并且,知識分子不應成為社會上一個獨立的層級,像美國“中產階級已經占全國的80%,中產階級都是知識分子”。
周有光談論的內容非常豐富,但總體上并沒有脫離他倡導的將所有問題放到常規層面分析解讀的做法。面對這位經歷百年歷史風云的睿智老人,想必沒有人會懷疑周有光是否有資格談常規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