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遙(油畫)冉勁松 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路遙對于我而言,從來沒有特別的感覺,在我的心靈空間,他就是父親曹谷溪的一位好友,是平凡世界中平凡的一員。小時候為跟他爭幾張稿紙,甚至還引發過一次無從告人的不愉快,F在回想起來,真是幼稚和羞愧。路遙去世后眾人悲痛,我也很傷心。雖然此事已過去很多年了,記憶中的路遙常常讓我想起,也算是懷念吧。
應該是1970年的夏末,那時我還沒有上小學,母親領著我去延川縣城看望父親。我跟母親住在距縣城40多華里的鄉下,因為父親經常不在身邊,所以我對他陌生而畏懼。
我去縣城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得到一個寫字的本本。因為母親答應,用父親寫文章的稿紙為我訂一個——我到了快能上學的年齡。從家里到縣城幾十里的路程,我們先步行,繼而是驢拉車,最后還搭乘過一輛綠色吉普車。坐在里面風很大,噪音也很大。那是我第一次走進縣城,父親工作的縣革委會在一個山坡上。順著一道長長的石板坡上去,徑直找到二排十八號,父親宿辦合一的窯洞。不巧,父親外出不在。只看到靠近掌炕的辦公桌前坐著一個年輕人,正在鋪開的稿紙上寫字。母親和他熟,寒暄幾句后,他又坐下來繼續埋頭寫字。我倚在母親身上,母親坐在靠近窗口的椅子上,我當時感覺只有羞怯和窘迫。
母親首先打破沉默,推了一把我說:“去跟你王衛國叔叔要一點稿紙!蔽冶阌赂业刈哌^去,站在那位叔叔的面前。眼前這位叫“王衛國”的人就是后來的作家路遙。
路遙拿起寫字的那沓稿紙,扯了一半遞我,我正要去接,驀地,他卻將手收了回去。將那半沓稿紙較仔細地又一次一分為二,然后遞給我。我接過稿紙轉身,撲向母親懷里,哇的一聲哭了出來,好像受了極大委屈。
為了得到一個習字本,一個學齡前孩子從夢想到現實,委實經歷了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斑@個叔叔怎么這么小氣!”我想,“你住的是爸爸的窯洞,用的也是爸爸的稿紙,這么小看人!”為此我還在心里暗暗罵過這位叔叔,覺得他使我蒙受了巨大的羞辱。幾十年過去了,到現在每當想到路遙,就會想起這件事,F在講來,任何人都不會認為兩位當事人誰狹隘或誰刻薄吧。
1971年,我家住在延川縣城賈家坪公社的劉家溝。大年初一,剛剛吃過早飯,路遙就和他的未婚妻林達兩人騎一輛破自行車來到我家。按當地的習俗,大年初一是不出門的,但思想激進的路遙向來都不按套路出牌。頭一天晚上,他和林達回延川郭家溝陪養父過除夕,第二天上午就到劉家溝找我父親。而且,一住下就不走了。
那是一個糧食極度匱乏的年代,幾乎整個陜北的人們都過著“糠菜半年糧”的窮日子,人們常說“賊來不怕,客來怕”。記得有一次,為追回一塊弟弟偷吃的玉米發糕,我將弟弟一直追到離村一里外的河畔。路遙卻是我家的?。當時村里住著北京知青,離我家很近。冬季農閑時他們都各自回京過春節,路遙和林達各占了一孔知青的窯洞住下。冬天日子短,又不上山勞動,村里都是一日兩餐。雖然貧困,但春節期間的食品相對還是豐富的。家家都預備了一定數量的黃米饃、年糕,我家還磨了豆腐。
他倆通常起床較晚,常常是飯熟了還不見他們進門,母親就打發我去喚他們。母親的任務是料理好每天的生活,有時候林達也偶爾幫忙。印象中的林達個子不高,梳著兩個羊角辮,長得很清秀。
吃完飯母親收拾碗筷,路遙和林達就長時間陪父親說話。有時低聲細語,有時情緒激昂。雖然談話的內容我不懂,大概離不開文學和時政。有時他們湊到我家的書柜前,翻看里面的書籍。當時我家有較多藏書,父親還為這些書專門做了一個極富創意的書柜。柜子的下半部分是一個可以活動的整板,揭起就是個桌子。那個年代一般家庭是沒有那么多藏書的。路遙經常光顧我家,除了跟父親討論學問,另外一個原因大概是沖著父親的藏書。他們挑選好喜歡的書,就躲到知青的窯洞看書去了。
1975年,父親從延川調到延安報社工作,我們的家也從農村搬到了延安,住在東關車站對面的黑龍溝廣播局家屬院。那個時期的父親情緒非常低落,我們平時都不敢跟他說話。有時候他走在街上,身后有車沖他摁喇叭,他都煩躁地回頭怒罵幾句。曾一度把家拋給母親一人,自己只身跑到清澗老家,幫爺爺喂牛去了。直到毛主席逝世,才被召回單位,時間達半年之久。
后來據父親講,無休止的政治運動,已經使他身心疲憊,對“極左”路線倍感厭煩,對中國的前途充滿了失望。那時的他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不能自拔。他甚至想,離開處在政治前沿的新聞單位,能到某個林場育林或者到糧店看大門。通過幫爺爺喂牛的經歷,他覺得隱居生活是擺脫精神痛苦很好的方式。
回到報社,領導指派他帶一位叫蘇來見的大學生到富縣采訪。父親很不情愿,迫于無奈最終答應:自己神經衰弱,幫忙要個車,吃個飯可以,稿子是寫不成了。就在這次采訪過程中,單位突然打電話叫他回單位傳達重要文件。厭倦了政治運動的父親回到延安沒有去單位,徑直回到家里。也就在這一天晚上,家里來了兩個不速之客,一個是路遙,另外一個是聞頻。他們都是《山花》時代的摯友。路遙推開門,高高舉起雙臂大喊:“谷溪,人民勝利了!”
我雖不知道啥事令路遙如此興奮,但從他們的舉止知道一定是大事、好事。當父親聽到“四人幫”被逮捕的消息,非常震驚,半天沒說出話來。從來不喝酒的父親,從柜子里拿出一瓶太白酒,避開我們,領著他的兩位朋友到樓上的房間去說話。三個人飲酒暢談,整整一個通宵。
第二天,父親就奮筆寫下了抒情長詩“爆發了,八億人民心底的火山!”這首激情奔放的長篇抒情詩相繼在《延安報》《陜西青年》雜志發表,陜西人民廣播電臺廣播,一時間社會上爭相傳頌。政治氣候的變化頓時使父親的“神經衰弱”不治自愈。
前面說過,路遙是我家的?。他在延安大學畢業后分配在《延河》編輯部當編輯。當時單位經費困難,路遙到延安出差,吃住都在我們家。后來出名了,到延安就住在延安賓館?墒,他又不喜歡賓館的吃喝,常常在中午時分,肩胛一斜一斜地從賓館跋到市場溝家里,叫母親給他做陜北農村飯吃。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路遙的中篇小說《人生》發表,很快在全國范圍內引起轟動。從此路遙名聲大振,讀者對路遙有了更多的期待,同時他自己也開始了新的創作歷程。路遙曾在一本書中提到“我必須離開‘人生’所營造的暖融融的氣氛,再一次踏進冰天雪地,去進行一次看不見前途的遠征”。雖然關注路遙的人很多,但對于路遙的整體成長道路來說,父親更像是他每次進行文學遠征時,出發前的送行者、行進中的鼓勵者、到達終點的安慰者。
記得我上初三那年,下午放學回家看到父親端坐在寫字臺前,路遙站在窯洞中間面對著父親。屋內煙霧彌漫,地上到處都是煙頭,兩人表情都嚴肅而亢奮。當時的場景使人不禁聯想到電影里慣有的,司令員政委在作戰司令部運籌一次重大戰役的畫面。我不關心他們的談話內容,但聽出來他們是在談論路遙正在著手寫的一本大書。后來才知道,他們當時討論的所謂大書,就是后來奠定路遙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不朽地位的《平凡的世界》。
那天父親和路遙的談話持續了很久,滿天繁星了,路遙才離開。因為我家住在山坡上又是小路,父親讓我打著手電,送路遙到山下的大路上。途中出于好奇,我小心探問路遙:“小說的題目是什么?”他回答:“還沒有名字,題目還沒有定!碑敃r我以為他是保密,或者是不愿告訴我,返回的路上我還自責,不該問他這樣的問題,后悔自己的無知。
另一次是小說《平凡的世界》完成后,應該是在1990年的夏天,當時他住在延安賓館,他到市文聯找父親。也許是不愿讓外人聽他們說話,借口打發我和新婚的妻子到他在賓館的房里幫他洗兩件衣服。并交待:桌上的稿子千萬不敢亂動,衣服的領口要揉搓一下。我倆也正希望到外面躲避父親的說教,到賓館還可以洗熱水澡。
走進延安賓館他住的房間,地上放著一個很大的旅行箱,桌上摞著一尺厚的手稿,再就是塞滿煙蒂的煙缸和兩大罐咖啡,床邊扔了兩三件換下的衣服。我們很快就完成了公務,便坐在房里沖了一杯咖啡,交替著一人一口喝著,一邊小聲說話。很擔心主人突然回來,看到我們偷喝他的咖啡。因為從小我就對這個人“敬而遠之”。
路遙的生活簡單而有特點,走路順著路邊,獨來獨往。細想起來,路遙的生命歷程其實就是一場艱苦而漫長的孤旅,他所做的事情其實是沒有人可以分擔的。他面對創作時的緊張和恐懼,其實就像一個探險者面對一座很難逾越、但又必須逾越的高山一樣。
日前和朋友談到路遙,這樣感慨:一個人只要認真對待人生、誠實對待勞動、熱忱對待生命,在某種意義上講就是一種偉大。路遙最真切的一句話,應該是他在茅盾文學獎頒獎儀式上所說的:“生活的大樹萬古長青,我們棲息在它的枝頭,就不由得為他歌唱!”路遙自己若不是這樣的人,就不會有《平凡的世界》了。
父親對路遙的關愛是無條件的,在我年少時是無法理解的。他們的友情是建立在對文學崇高的追求和堅定的精神信仰之上的。我曾在父親的一位朋友面前說過:很難想象,父親和朋友的友誼能從青年時期一直持續下來。對事業的執著與忠誠,使父親就像一團不熄的火焰,幾十年如一日燃燒著自己,也燃燒著別人。父親值得受人尊敬!路遙令我懷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