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學翻譯的逆差中順勢而為(劉汀)

http://www.rjjlock.com 2016年06月14日10:10 來源：北京青年報 劉汀

　　在這樣一個信息超載的時代，幾乎所有信息都能快速地傳遍全世界，文化產品尤甚，比如說美劇，民間的字幕組能同時把美國剛剛播出的電視劇翻譯到中國來，即使是圖書，也有多個語種全球同時出版的狀況出現，速度本身也成了重要的生產力。而正在勃興的種種新媒體、自媒體，更讓傳播的速度和范圍突破了常規的限制，就渠道而言，我們的確正走向信息無國界的時代。

　　當一切都變快的時候，有些慢的東西，值得被更多關注，比如文學雜志，比如雜志所承載的中短篇小說和詩歌作品。中外之間的文學圖書的交流是比較多的，國內每年引進大量外國文學作品，中國最好的作家莫言、余華、蘇童、賈平凹、王安憶、閻連科等人的小說，也大都翻譯成了十幾種外文，并且接連獲得國際大獎。但這些譯介因歷史環境、圖書載體等原因而天然具有局限性，其一是范圍狹窄，大多集中在十幾個已經成名多年的作家身上；其二是有一定的滯后性，無法和中國文學的現有發生同步；其三是全部以圖書的形式翻譯出版，幾乎沒有相關的雜志類出版物。

　　在文學圖書引進和交流方面，這些年都有了長足的進展，但雜志層面上的互動互譯則一直較為薄弱。當然，中國有《世界文學》來翻譯各國的中短篇小說，向國內讀者介紹當下國際文壇的新作；國外卻沒有類似的雜志來主推中國文學作品，也不可能有。這么多年來，我們一直處在文學翻譯的逆差中，而且這種差距還不小。其實，并非我們的作家寫得不夠好，這種情況很大程度上是由多年來的文化語境和世界文學格局造成的�！度嗣裎膶W》自2012年開始出版外文版，并從單一的英文版擴大到德、法、意、日甚至俄語、韓語、西班牙語、阿拉伯語等十幾個語種，幾乎涵蓋了世界上較為通行的主要語種，已經逐漸形成了一個向世界推介中國文學的期刊方陣。

　　這一方陣的價值是多方面的，早已超出了“外文版”這個詞語本身的內涵。第一，它的出現和存在本身就表明中國文學的自信心前所未有地增強，經過多年的某種后來者的“自卑”之后，我們終于可以理直氣壯地告訴全世界的讀者：看，這是我們中國正在發生的文學。第二，隨著莫言、劉慈欣、曹文軒等人接連榮獲國際文學獎，熱潮助推世界各國讀者了解中國文學的欲望，外文版既是推波助瀾者，更趁勢而為，做出把更多中國作品推出去的嘗試和努力。第三，以文學雜志的形式而不是圖書或其他形式出版，本身似乎是一件逆潮流的事情，但恰恰是這種逆流而上，讓人們看到中國文學的基礎活躍因子。第四，這種方式客觀呈現了中國文學的豐富、厚實和靈動，以世界性的語言和風格講述中國故事，并由此去努力實現中國當代文學與世界文學的交互影響、自愿的平等的交流格局的形成。

　　《人民文學》外文版并非是《人民文學》的“外文翻版”，它是一個時期內中國當代文學的精選，具有相當的廣泛性。選稿的范圍絕不僅限于國內出版的中文期刊，還包括報紙等其他刊物甚至是已出版的圖書；作者的來源容納了中國香港、中國臺灣甚至是多個海外國家的中文寫作者。每一期雜志都設置了相關的主題，如時間、速度、未來、家族、影響等等，所有的作品圍繞著主題來選擇。這些主題的選擇，都是中方編輯與外方編輯溝通而確定的。

　　中國文學有著相當的豐富性，這種豐富性需要足夠大的展示平臺。通過外文版的推介，更多的中國作家特別是青年作家進入國際讀者的視野。

　　據介紹，每一期外文版都是由母語國的譯者翻譯、編輯的，他們的存在，保證了作品譯文不是中國人想象的外國讀者審美趣味，而是以他們本國人最為接受的語言風格呈現。就像外國所有被改良過的中餐一樣，再好的中國故事，也只有以他者熟悉和適應的方式去講述，才容易被接受和吸收。

　　現如今人人都知道期刊的生存艱難，文學期刊的就更艱難，《人民文學》在這樣的時刻逆流而上，出版多語種的外文版，既是一種勇氣，也是一種智慧。不管生存狀況怎么樣，文學都是這個社會運轉的極其必要的一部分，或者說，正因為社會的主流都轉向了能創造實際價值的生產性經濟行為，文學期刊的存在和堅持才更有必要。但換一種角度來看，逆流而上本身也是一種順勢而為。世界的交流的確變得無比便利和迅捷了，但深度交流的困難卻在同時增強，人們真正要了解一個異國人的生活和內心，僅僅通過新聞報道是遠遠不夠的，最有效的途徑是去欣賞他國人所欣賞的藝術，特別是讀他們的書。只有在書中，在故事中，我們才能憑借自己的想象去觸摸別人的想象，反之亦然。因此，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在世界經濟秩序中的地位越來越高，隨之相適應的正是讓別人了解我們錢包的同時，也要了解我們的書包。

　　中國當代文學放置在世界文學的格局中，完全應該有自信，這種自信就是我們的作品。但光有作品的自信顯然不夠，酒香也怕巷子深，好作品需要好嗓門去吆喝。這種行為通常被概稱為中國文學的走出去，其實遠不止走出去這么簡單，只是走進外國的書店是沒有意義的，重要的是走進外國讀者的眼睛甚至是內心。世界是平的，我們需要彼此的溝通和了解，但因為種種具體語境，這種溝通和了解產生了大量的誤讀和對誤讀的誤讀。文學是不會撒謊的形式，它所能表達的情感和表現出的個性體驗，雖然會因為翻譯而有所喪失，但已然是人類最能直接傳達的一種文化形式。

　　走出去的另一個方向，是通過他者來認識和確認自身。我們對自己的文化、文學的認知，無法不受到當前的國際秩序的影響。根據《人民文學》外文版獲得的反饋可得知，外文版在其他國家得到了很多讀者的認可，特別是高校中研究中國文學的專家和學生，他們通過定期出版的外文版雜志，真正了解到了中國文學的現狀。這一點為之后有關中國文學的研究，奠定了基礎；而我們則又可以借助漢學家的中國研究，以新的視角反觀自己。

　　從一個更為宏觀的視角來看，所謂的信息化時代和新媒體時代，本質上就是一個講故事的時代。人們會逐漸意識到，文學其實并非是在式微，而是在潛移默化地以其他方式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翻看所有的新媒體上的文章，幾乎全部要通過“文學”的方式來傳播自己的核心內容。沒有故事的信息，只不過是一堆冰冷的數據和文字。講故事成了信息傳遞的基本模式，而如何講、如何講好中國故事，正是《人民文學》正刊和外文版所一直努力做的工作。但對正在發展的中國當代文學來說，這顯然不夠，中國文學的良性運轉和更好發展，以及明確它在世界文學中的地位，需要更多的作者、讀者和文學愛好者參與其中。

　　我們需要讀什么樣的文學史

　　塵封60年錢穆講授的《中國文學史》被整理出版 “歷史學家的偶然客串 非專業的文學研究”“在傳統的文學史當中，提出了一種新的看法”

　　

　　時間：5月27日 地點：現代文學館

　　被中國學術界尊之為“一代宗師”、“一位通儒”的錢穆先生曾多次講到，他最愛的是中國文學，然而其一生80多部著述，超過1700萬字，除《錢賓四先生全集》涉及較少純粹的文學內容篇幅外，卻沒有留下一部關于中國文學史的系統專著。如今，這一憾事以一種傳奇的方式得到彌補。由錢穆先生講授、其學生葉龍記錄整理的《中國文學史》塵封60年于最近出版，全書31章，從詩經一直講至明清章回小說。

　　88歲高齡的《中國文學史》的記錄整理者、錢穆先生的學生葉龍，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教授馬勇，知名學者解璽璋，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年學者楊早，出席了由書香中國·北京閱讀季和新華文軒北京出版中心·華夏盛軒圖書聯合舉辦的研討會，均有精彩發言，囿于版面，本版節選摘發。

　　葉龍：聽得懂先生口音 《中國文學史》筆記沒有遺漏

　　葉龍：我1953年到的錢穆先生辦的新亞書院，四年以后就畢業了。畢業之后，我留在書院，開始了兩年的研究生學習生活。這兩年錢先生繼續指導我的中國文學課程。

　　我初次去書院時，他親自接待的我，小小的個兒，穿了一件長袍，很簡單的，很樸素的。錢先生是江蘇無錫人，他的普通話是無錫口音的，但是我全部可以懂，因為我是浙江人。我以前做過文字工作，所以我寫字很快，他講的我都用筆寫下來了，就是(現在這本)《中國文學史》。

　　講課時他關心我們“懂不懂，聽懂沒有”，他問我們都聽到些什么，告訴我們最基本的才是最重要的。后來他請了一個助教，是一個比我們早四年畢業的學生，也是第一屆的學員，錢先生派助教看著我們。

　　我做筆記極為仔細，能做到盡量不遺漏一個字。錢穆曾查閱學生筆記，兩次是由助教查看的，一次是自己查閱，均給了我高分。為什么我可以把筆記記得這么清楚這么詳細呢？是因為錢先生在講臺講課時，走過來走過去，走過去走過來，走過去講一句，走過來又講一句，講得很慢，但是我寫下的又很快(注：葉龍曾學過速記)，所以就沒有漏的，都是他的原話。

　　主持人：錢先生在香港辦新亞書院，是1949年到1967年，他1967年就移居到臺灣去了，后來您一直住在香港，之后您跟錢先生有來往嗎？

　　葉龍：我們常常請他到香港新亞書院做交流和探討，也去臺灣看他，每年都會去。錢穆先生的孩子也常常過來看我，從臺灣到香港，大家聚在一起住幾天，所以我們一直有聯系，關系也很好。

　　主持人：這本書出來以后，我聽到最多的一個問題是，為什么在家里放了六十年筆記沒有整理，現在才拿出來去整理出版呢？

　　葉龍：2014年7月到10月，《深圳商報》文化版對文學史講稿進行了連載，引發了海內外中國文學史家的激烈爭論。期間《深圳商報》還啟動“再提‘重寫文學史’”系列訪談，錢理群、洪子誠、李陀、莫礪鋒、黃子平、陳平原、王德威等近30位中國文學史大家，在五個月內連續不斷發言，一波又一波的爭論把中國文學史推到了普通讀者面前，后來出版方新華文學北京出版中心聯系到了我，出版事宜一拍即合。

　　主持人：除了已經出版過的《中國文學史》講稿，您手邊還有哪些錢先生課程的講稿沒有整理完？

　　葉龍：尚有一本文化史稿未整理，找出后可整理出版。

　　主持人：錢先生對您在讀書方面的影響是什么？

　　葉龍：他對我們影響是很大的。他教我們讀書要原原本本地看完一本后，再看另一本，讀每一本書都要寫筆記，這個筆記本留一半，用來寫跟材料有關的東西�？傊�，他就告訴我們，讀書要做筆記，而且每一本書都要堅持看完。

　　陳平原：專業水準不高，但是一本有情懷的論辯之書

　　錢穆的《中國文學史》不是一本專業著作，一定要認清楚這一點，要不然會偏的。這本書的專業水準不是很高，但它的好處是，它是一個課堂的實錄，讓我們理解大學的課堂里怎么來講中國文學。

　　從專業的角度來講，我們知道，錢穆先生講得有不足之處，如何把課堂聲音轉化為專業著作，從這個角度入手來看這本書，就會有不一樣的感受。

　　下面就這個角度，我來談五個問題。

　　第一，課堂講演為何要著述

　　當前在中國，我們評判一個人學問的大小，總是通過其著述的多少來評判，但是在大學里念過書的人都知道，學問大的人不見得課講得好。很多課講得好的老師，其實沒有多少著述。從這個層面講，這樣的老師是很吃虧的。但是對于學生來說，課堂是必備的，聲音隨風飄逝了，文字受益終身。錢穆這本《中國文學史》正是這樣一部可以受益終身的著述。

　　長期以來，我們關注這樣的著作，但是能流傳下來的卻不多。這些著作主要有五個特點，第一是名人，第二是好課，第三是聽得懂，第四是善于記錄，最后有出版社愿意把它推薦給讀者。完成這幾步以后，才有可能將課堂上的講稿送到讀者面前�；剡^頭看，錢穆的《中國文學史》經過上述幾個步驟，用文字形式重現在半個世紀后的讀者面前，是值得推薦給讀者的。

　　第二個問題，演講著書的三種境界

　　第一種境界為當初的作者還在，把演講記錄稿做了修訂，最后成書。這種境界我們大體上把它等同于作品的著作，比如說周作人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等，這些書的特點是課堂講義記錄整理，作者修訂，這樣的書籍我們基本上等同于專業著作。

　　第二種境界，作者來不及記錄整理，或來不及修訂，但是得到了作者本人的認可，或者是學術界的認可。比如1922年在上海關于中文博學的演講，最后幾個演講集，其中有章太炎的演講等，這些是被公認為不錯的文章。因此，我們可以看出，這些著述大體上能夠體現出中國的特點：由于來不及整理而由弟子、聽講者等整理而成。

　　第三種就是記錄整理出版，比如鄭臨川記錄整理的聞一多的，我們認為有一些值得我們推敲的，但是學術界會用，只不過用的時候會打一個折扣。今天葉龍整理的《中國文學史》也是如此，學術界還沒有用，就是我們還不知道，多大程度體現了錢穆的學術判斷。

　　第三個問題，從講演錄到文學史

　　我們認為錢穆對中國文學的觀念，主要來源于他的《中國文學講演集》。那本集子是錢穆的私有資料，一輩子做了這樣一本書，收了16篇，先是在香港出，后來在臺灣出，隨后中國文學論壇又加了14篇，一共也就30篇，這本書就是《中國文學論叢》。序中錢穆說自己一輩子喜歡文學，然后走到今天這一步。但是我有這些論文，作為學者是可以給大家作為補充的。

　　其實他在《中國學術思想論叢》的卷一卷二卷三里，還有若干篇文章，《讀詩經》、《中國古代散文》、《從西周到戰國》等等。那些專業論文的水平，比今天的《中國文學講演集》、《中國文學論叢》和《中國文學史》都要好，因為那是專業性的，而講演集、論叢以及文學史，必須回到一個狀態：面對非專業的公眾來論述的時候，它所達到的水平。所以我想說，如果要讀這本《中國文學史》，要談它和錢穆的關系時，我們可以把前面兩本書，《中國文學講演集》、《中國文學論叢》以及我上述所說的文章等考慮進來，再來讀，就會比較準確。如果不是的話，只說這本書好和不好，并不準確。

　　第四個問題，作者的學養和課堂要求

　　作者的學養不多說，錢穆先生是學文學的，早年在鄉下教文學，之后自己做研究成為一個學者。在歷史學方面，他的專業成就也很高。我們不能為了宣傳這本書，來過分夸大專業成績，他的成績不在這個地方，如果過分夸大的話，中文系的老師會笑話。

　　可以非常認真地說，諸位要是看過我們20年代一直到50年代的眾多的中國文學著作，你就知道錢穆在這方面其實是非專業的。我還可以說，他是因為課堂的需要寫作出來的書。我請大家知道，1955年新亞學院學生的水平不高，學生的水平決定了老師的講授。我們又知道，1950年在香港辦起了中文教授的學校，然后招了幾十個學生，那時的水平是可以想象的。他在中國文化傳承這方面有他的堅持，但在專業上，他就降低幾個等級。

　　再說具體一點，請你記得，1955年的新亞書院中文系的課程安排，有關文學的，八個學分“大學國文”，六個學分的“中國文學史”，“歷代文選”六學分。你必須弄清楚這些，才知道為什么這么講。所以對《中國文學史》的判斷，是大的線索的梳理，而不是具體的文學作品的分析。換句話說老的中文系是兩個課程，一個是只講藝術，一個叫中國文學史，那是講線索的，這本書是講線索的。不然你們看到這本書一定會說，文學作品分析這么簡單，偶爾會有一個體系，講幾首詩，接下來是非常粗的線索。這是因為它有大學國文在后面，把這三組課程合在一起，才是一個完整的大學的課堂。今天我們看到的這本《中國文學史》只是梳理一個大致線索。明白這一點，就能理解，是由于課程的要求導致他要這么寫這本書。

　　現在我來說說它有什么好處。這本書的好處是，它是一本給外行人讀的文學史。

　　因為不是所有人念文學專業將來是做文學史研究，更多是我們需要了解文學方面的知識，因此要了解這方面的知識，需要有著作來展現。

　　錢穆先生在文學研究的方面其實造詣不夠，但是我特別關注他的性情與關懷。他是一個有關懷，有大關懷的學者，成為一個歷史的專家，不是錢穆的最高理想，錢穆的最高理想是通人。對通人有興趣的話，應該看看他的《現代中國學術論文》，里面分為了十二個類，哪有這樣的學者，把整個中國講進去，合起來二十萬字，在一個專業化的時代，敢逆潮流，講一大堆半懂不懂的話。

　　但從專業角度來批評這本書是不對的，而是需要體會，在那樣一個大時代的潮流中，努力堅持自己的理念，希望通過講課來影響廣大公眾，讓大家讀古書，保持中國文化傳統和信念，是值得大家敬佩的。他在中國歷史研究里曾說過：“我希望我不是做純粹的學術研究，我說話是帶感情的，我經常是隨便空說，請你原諒，但我希望做一個中國人，我要堂堂正正做人，中國文化要堂堂正正地站起來�！边@就是他的信念。

　　最后一點我想說，《中國文學史》其實是一本論辯之書

　　可以說它始終有一個假想敵，就是胡適之提倡的新文化運動。因為在民國年間，與胡適之、傅斯年這些主流學術人士相比，錢穆是很邊緣的學術人士。即便如此，他仍然能努力保持自己的文化理念，推崇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這種精神和這種趣味，都是值得我們關注的，所以我想說這是一本有情懷的論辯之書。

　　馬勇：對于專業人才，這本《中國文學史》太私人化

　　我在讀這本書的時候，注意到書中的很多說法。中國史學基本的價值觀是褒貶與敘事，另外中國史學從春秋開始就有價值差異和立場，錢先生在書中描述這樣一種意思：中國價值不是一個科學和中立的、純粹的價值觀，而是可以超越這些價值的。

　　我讀了《中國文學史》這本書之后，只能談談我的一些感想。第一，這本書反映了中國學術的本來面目。歷史學家還是應該通文史的。今年正好是我畢業30年，30年來我沒讀過一本文學史，但是30年前我們讀書的時候，不僅看了集體編寫的《中國文學史》，還看了各種各樣的文學史，而且都下了功夫，比如散文史、詩歌史等，當時老師還訓練我們，要懂得中國經濟、政治、哲學、教育，當時要求我們一定要打下一個廣闊的基礎，再去做專題性的研究。

　　今天僅僅以歷史學為例，完全把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打亂了。中國從古代到現代到當代，完全被一段一段切開了，所以不要說去寫，可能大家讀都覺得困難。因此，我對《中國文學史》是充分肯定的，可以看作是二十世紀以來最重要、最值得關注的一部作品。

　　第二個意思，我很認同陳老師剛才講的這是一部論辯之書的說法。我認為，錢穆先生一直處在一種很委屈的狀態，在民國很長一段時間，錢穆先生很孤獨，也非常邊緣。通過閱讀這本書，我們可以感覺到，他在討論新文化運動時，即把矛頭指向了胡適之的運動。胡適當年講，白話文學是中國文學的正宗。當時我也很認同。讀了這本書，我認為錢穆先生講的可能也有道理，因為他講的是中國的文化，從文言文到白話轉變，從詩經從尚書一直走下來，這畢竟是涉及學術史領域，大可以比較去看。

　　相對于專業人才講，這本《中國文學史》太私人化了，但是我認為錢穆先生確實在傳統的文學史當中，提出了一種新的看法，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認為這本書值得注意。

　　第三個意思，我認為這本書給了我們很重要的啟發，即個人寫史，在中國學術史上的意義。1949年之后，我們一直寫史，我們讀的文學史幾乎都是集體撰寫的，個性化的東西越來越少。尤其是近兩年，我們做研究過程中發現了一些問題，比如同一本書中觀點打架、重復，重大事件遺漏等。從這些問題上看，我們應該鼓勵個人寫作。個人寫作可以寫得規模很小，但是在寫作過程當中會有一個整體性的思考。這本《中國文學史》就系統地表達了錢穆先生對中國文學史的整體看法。就是因為錢穆先生在那個時代的學者當中具有很大的閱讀量，所以他的寫作能保持自己的體系。

　　第四，要將這本《中國文學史》放在二十世紀中國學術史的脈絡當中進行評價。二十世紀中國學術史，用今天當代學術思想看，相當一部分時間是非科學的狀態。中國的學術那時存在一種從傳統向西方接軌，和西方靠攏的轉折當中。在這種轉折過程中，中國的學術有丟棄的部分，有保留的部分，對西方的東西也有學習，有接納的部分。從錢穆幾部作品中，一方面可以看出他是繼承了傳統的內容；另外一方面，他在二十世紀這樣一種學術史的脈絡當中，竭力掙扎著要保持自己的個性。包括讀錢穆另外幾種書，都必須放到這個學術史背景當中來看。

　　說到這本書，我認為葉龍先生還是為我們中國學術史做了一個很大的貢獻，錢穆先生為中國文學史的研究拓展了史料。比如我們國內研究歷代皇帝下的詔書時，從來沒有人能夠從文學層面去討論它。書中將儒家的一些重要作品放到文學史脈絡中做重點考察，也是從來沒有的。比如《詩經》當然會出現在文學史當中，但將《尚書》、《春秋》、《史記》放到文學史中去，是這位歷史學家心目中的文學的樣式。這為我們讀文學史，讀中國文學史，提供了一個不一樣的參照。同時，這對我們研究當代學術也很重要，我個人認為這本書是值得肯定和慢慢吸納的。

　　整理/本報記者 張嘉 供圖/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