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柯：在神性與詩意之間敘事(李丹夢)

　　紅柯是陜西岐山人，1993年文壇曾刮起一陣以陳忠實、賈平凹為代表的“陜軍東征”的旋風，但紅柯并不在其列。他的出名要到三年以后。1995年底，紅柯告別了工作十年的伊犁，返回故里寶雞，1996、1997年，他以《奔馬》、《美麗奴羊》等帶有新疆風情的小說嶄露頭角，其中不難察覺作者早年的詩歌素養，那不重情節、策力于想像的、夢幻跳躍又元氣豐沛的筆致自成一體，與穩重厚實的“陜軍”作品相比，仿佛橫空出世的“異數”。

　　“異域”的生命尋根

　　把紅柯與早期的沈從文相比，可能有助于我們走近紅柯的單純。沈從文在《神巫之愛》、《龍朱》等篇中對苗族自由、野性生活不遺余力的渲染和贊美與紅柯甚有相通之處。若承認沈從文標舉的湘西人性旨在針砭失血怯懦、狡詐虛偽的國民性，并給客居城市的自我打氣，那么紅柯的新疆世界是否也有潛在的作為精神參照系的意味？紅柯曾說：“我所有的新疆小說的背后，全是陜西的影子�！�

　　紅柯在《西去的騎手’自序》中曾述及回返內地后的不適與狼狽，“內地哪有什么孩子，在娘胎里就已喪失了兒童的天性。內地的成人世界差不多也是動物世界�；貎鹊匾荒暌院�，那個遙遠的大漠世界一下子清晰起來，群山戈壁草原以及悠揚的馬嘶一次一次把我從夢中喚醒�！庇纱瞬浑y理解紅柯書寫新疆時的過濾與凈化�！瓣兾鞯挠白印奔词钱斚碌年幱�，并扯動往昔的記憶，“新疆”成為其間自我調適、游刃的“烏托邦”。一種精神與話語的異域探險和實踐，其參照意義指向被現實馴化的自身及熟透的文學。

　　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流脈中，類似紅柯的“異域”開掘有兩次高潮：除了30年代以沈從文為代表的京派外，最近的要屬80年代中期興起的尋根文學。

　　無論尋根文學、京派，還是紅柯的新疆小說，在文化上都呈現出意味深長的“后撤”舉措。在尋根運動中，涌現了諸多“異域”：如阿城的山地草原，韓少功的雞頭寨，張承志的西海固，扎西達娃的藏地“香巴拉”等。不難發覺，紅柯的文本與尋根文學在精神動因、審美傾向、主題呈現上存在諸多交錯重疊：回歸自然的沖動，對個體生命、種族生命的關注熱情，以及對當下生存困境的解脫、超越，等等。在阿城的《遍地風流》中，我們甚至已領略了紅柯式的蒼鷹、駿馬，它們的英姿同被奉為生命自由極境的表達。

　　在此，我無意把紅柯的作品視為尋根的余脈或復興，亦非要抹殺紅柯的獨特，只是提供看待紅柯筆下新疆的一種視角。如果允許“尋根”不局限于文學口號和流派的分類，或許可以說：作為文本內在的驅動，紅柯的作品貫穿了濃重的生命尋根意識。這種意識在尋根派那無疑也有，卻不能貫徹到底，精英意識阻礙了他們。對尋到的文化資源一面暗自寄予希望，一面又懷疑批判，把中國保守愚昧的東西尋出來做靶子，結果“根”成了禍害。其間的邏輯如下因為有這樣的“根”，才導致中國落后于西方，導致“文革”的出現。于是，“尋根”的另類思維又回到了原先的意識形態。而紅柯由于淡薄散漫，其追尋生命之根的意志要純粹和堅韌得多，神話也就是這樣追溯到的。

　　孤獨、脆弱的神話

　　在這轉瞬即逝的瞬間里，馬鬈飄揚，一根一根清晰得像腋下的肋骨，從藍色空氣里顯露出來，又直挺挺向四周伸展，跟高車的輪輻一樣把奔馬圍成一個飛旋的力的軸心。馬跑成了一個迅猛的圓，很快掩住了蒼穹的太陽，陽光如同塵埃簌簌飄落。司機和他的車被馬的神性喚醒了，匆忙向馬靠攏。大灰馬就像偉岸的父親教幼兒走路，汽車步履蹣跚，大灰馬很有耐心地牽它向前，向前……汽車就這樣擺脫了幼稚的青春期，聲音變得沙啞起來，脖子上暴起堅硬的喉結，渾身上下散出一股邪勁。

　　以上引文出自紅柯的成名作《奔馬》，是該篇給人印象最深刻的部分。讓野性的大灰馬與工業時代的“怪物”――汽車比拼、較勁，并占據上風，想像確實奇特而大膽。小說由此進入了一種執著、神秘的語義甬道，雖然畫面的實物異常簡練：人一汽車一馬，但感覺、意想卻層出不窮，仿佛不惟此便不能彌補實物的匱乏一般�；蛘叻催^來說，正是現實的單調與缺憾，導致了想像的異變、發達。汽車染上了馬的“邪勁”，馬的身軀變成了鋼制的汽車“輪輻”，這種把人、動物和自然渾然一體并尋覓其間內在感應的情節設置與意義增殖法，在紅柯的小說中屢見不鮮。它不僅是單純的修辭，更是一種文學思維的范式。在《喬兒馬》、

　　《廖天地》、《麥子》等篇中，這種局部的修辭術已演變為全部文本致力的主題：即人如何在荒涼、險惡的土地上生存下去。在此，新疆的“異域性”已大大減弱，完全可用別個不叫“奎屯”或“阿爾泰”的、偏僻貧困的地方代替之。其間的無名主人公(“他”)之所以能自得其樂、安貧超然，完全是因為他們和作者一樣，掌握了一套和自然、動物“對話”的方式，在萬物有靈的冥想感悟中消磨時光，把孤獨和寂寞咀嚼成意義的圣餐。不妨再引《廖天地》中的一段，其中意義的衍生與輻射與《奔馬》如出一轍：

　　那是好多泉水匯聚的地方。他把手伸進去，可以感覺到泉水的跳動，跟小動物一樣。他趴到地上，嘴貼上去，舌頭伸進泉里，舌頭就大了，跟魚一樣往深水里扎。他聽見泉水啊了一下，他的舌頭攪得更歡。泉水翻騰起來，他緊緊壓著泉水，越壓它翻騰得越厲害。他曾這樣親過一個女人，那個女人就成了他老婆。他手撐著地，舌頭和嘴已經回到腦袋里，腦袋里有一團火焰。他身下在的是秋天無邊無際的草原，和草原上的一眼泉。他笨手笨腳起來，走好遠，還能聽見肚子里哐啷哐啷的泉水聲，像個孕婦。他懷了大地的孩子，他很高興。

　　人成了魚，泉水化作了女人，人與自然投契交歡。這是紅柯出具的極富浪漫色彩的、反現代性的生活對策，且不論其深刻與否，就其中蘊含的人與世界之間的想像性關聯和構思來看，神話思維的意味是很明顯的。

　　在此，神話和所謂“文學性”表露出有意味的糾纏。主人公在冥想的“獨語”中獲得內心的平靜與和諧，但這并沒有觸動他孤獨的生存境遇。事實上恰恰相反，浪漫的神話思維愈發加重了孤獨、封閉的感受。除非不再思考，否則便免不了如下疑惑：這是了脫，還是自欺欺人的幻影？在自然中發掘休戚共生的精神紐帶和維系，是意味著自我解放，還是投身新的囚禁？紅柯本人對神話和童話評價甚高，認為它們在激發文學想像方面頗具功效，他說現代小說有向神話和童話回歸的趨勢，比如納博科夫的部分作品，以及沈從文的《邊城》、《長河》等。

　　對此，紅柯自己身體力行，《一把手》寫保安人的英雄赫赫阿爺和波日季，完全是民族古老傳說的筆致�！督鹕�的阿爾泰》記述兵團人艱苦神圣的墾荒生活，每個人都操一口史詩語言，如同另一版本的《創世紀》�！稑錁丁犯�是一個貨真價實的神話，一對男女在樹權上相戀，后來男人與樹長在了一起。這類神異、荒誕的細節在紅柯的小說中俯拾皆是。以致只有在神話的基礎上，我們才能心安理得地接受紅柯的作品。紅柯似乎有意識地要喚起我們對神話的記憶，他作品中簡單的人倫關系，人物的去名化，部分純凈的說故事的口吻語調，都讓人產生神話的聯想和錯覺。

　　然而，紅柯似乎低估了讀者的閱讀習慣。要抵達情感的共鳴，讀者天然傾向于更多的現實成分的索取和確認，這是紅柯的神話所不能勝任的。在自然冥想術的運作中，世界被搖動得色彩斑斕如萬花筒，但還原過來卻只有幾片碎玻璃。像《奔馬》中的人一車一馬，《麥子》中的老夫婦與麥地，《過冬》中的老頭和土屋。我并非排斥小說擁有神話的質素，像卡夫卡那樣把人變成甲殼蟲便是一個極具震撼的神話變形，他用神話的形式把現實中難言的異化、壓抑、屈辱給具象和客觀化了，神話與生活、現實與虛構在此融成一體。

　　而紅柯的神話由于過分依托想像和人物膨脹的感覺，文本留下了一廂情愿、一面之詞的印跡。在內容的某些銜接和轉折點，順手拈來的神話情節盡管溫馨動人，但多少有些回避和美化嚴酷現實的味道，呈現出硬性的粘附與過渡�！栋滋禊Z》里開墾白堿灘的兄弟二人終于等來了美麗的女人，這個皆大歡喜的故事和“天鵝要在荒涼的地方落腳”的童話結合在一起，兩者互相印證。如同小說開頭所每“從天山腹地起飛的一大群白天鵝穿越準噶爾盆地，飛往遙遠的西伯利亞，理所當然要發生一些故事�！比舨皇沁@一天真神奇的希冀，很難設想小說將如何為繼。

　　我不否認紅柯回歸自然的真誠，在他筆下的自然冥想中人確有獲得凈化和解脫的可能，但這并不意味著它是抵達自由、幸福的惟一方式，更談不上終極。這種環境本身、采取此種方式的人沒有價值、文化、倫理上的優越性。正如我們無法選擇：一個身處邊遠之地、物質貧乏的人和一個在城里打拼掙扎、心力憔悴的人，究竟哪個更苦一樣�？嚯y乃心造之境，執著其中便苦不堪言，對此，文學應該持有平等的仁慈。而紅柯的熱忱及拯救意識似乎更多眷顧的是邊遠之地的人們，一種潛在的二元對立的審美暗示，對內地、城里的人，紅柯沒有指出任何出路。是不愿，抑或無力？就文本的結果而言，無論在美學還是情感的版圖上，我們都難以找到內地的位置。

　　神話里的“父親”

　　加拿大學者弗萊認為，神話反映了原始人的欲望和幻想，神的超人性不過是人類欲望的隱喻性表達。

　　以《奔馬》為例，初看起來，這仿佛是一篇召喚回歸自然的生態小說。車馬角逐、灰馬像父親般引導汽車的細節，容易招致上述解讀。然而情節的發展卻摧毀了這一理解格式塔。失控的汽車壓斷了馬的后腿，司機情緒低落。妻子在一次騎馬中鬼使神差地愛上了馬。

　　此后，兩人對神駿的記憶縈回不去，它們和夫婦間的性事交織一處，如同電影的蒙太奇。只要丈夫對妻子說她是馬馱來的，兩人便能達到高潮。小說的結尾，孩子出生了，他的哭聲像馬的嘶鳴，那是“從大地深處躥出的一匹兒馬：雄壯、飄逸和高貴�！敝链�，一個新的意義脈絡(格式塔)形成了�；貧w自然只是序曲和外在的憑借，《奔馬》力圖表達和張揚的是對雄性生命、對父親的追溯和憧憬。

　　紅柯后來標舉的強悍、勇武的英雄美學在此已現端倪，但作為主人公的司機卻并非英雄。小說寫的是司機如何克服內心的恐懼和障礙，成長為父親的故事。較之以往的尋根運動，此處的追溯，民族啟蒙的意味很弱，它更多指向男性精神危機的自救。在紅柯看來，社會的最大問題在于對雄性生命的壓抑和扭曲，男人不像男人。而解決個體危機和重建社會的第一步，就是重塑男人，讓男人成為英雄和父親。然而，這一過程已不能在現有社會中進行，只有借助自然的教化。

　　如同《奔馬》中的司機，在與灰馬的較勁中領受了野性的熏陶，神秘的雄性生命力從馬傳遞到司機身上，再經由生育傳給兒子。兒子的出世象征英雄的誕生，同時標志著一個精神父親的成熟。到此，安泰式的原型實現了。

　　由于《奔馬》著力刻畫的是司機，一個普通人的體驗，神話原型中古遠飄渺的色彩被克服了不少。而《奔馬》的魅力就在于用神話的方式來解決、而非簡單敷敘甚為棘手的現實和心理問題時所產生的內部張力。小說惹人注目地將父親和英雄的角色分攤在兩個人物身上，一個神話在進入現代語境時分裂、變形的觸目標記。父親由凡人來擔任，并充當凡人向英雄過渡的樞紐，它顯示了主體對父權(倫理)秩序和權威的記憶與渴望，一種由凡人圣的僭越。勿庸諱言，與多數史前神話的特質類似，紅柯的文本建構(延承？)了一種相當純粹的父權文化形態。它的真率、血質和陽剛氣亦由此而來。在對父親的塑造和幻想中，主體對自我和現實不滿的郁結，間接得到了釋放。這或許是主體心儀神話的最重要的理由。作為對現實的必要妥協，神話中英雄的實現被推向將來(下一代)，化作了撩撥人心的希望和承諾。

　　與《奔馬》可作為姊妹篇來讀的是《狼嗥》。女人被狼叼走，安然無恙地回來，但身上留下了狼的慓悍氣息，每次與男人親昵，對方總感覺在與一股神秘的力量對決。換句話說，只有戰勝狼，或者把狼的力量消化掉，納入自身，才能實現男人的本色和功能。這與《奔馬》的構思何其相似！在紅柯的小說中，抵達男人或父親的地位要經過一個特殊的成年儀式，即接受自然(包括動物和環境)的挑戰和洗禮。它成為紅柯文本里一個基本的原型結構。除了司機與馬的賽跑(《奔馬》)，丈夫與狼的較勁(《狼嗥》)外，孩子對鷹的摹仿和迷戀(《鷹與影》)，破冰人對冰河的開鑿(《雪鳥》)等，都可視為這種原型的展開。

　　一種原始古樸的自然優選法。值得注意的，是其問女子的作用。在男性的成年儀式里，紅柯經常寫到性愛，卻毫無猥褻之氣。很少有人能把性愛寫得如此干凈、質樸、坦然、明亮。這可能與紅柯從神話中接受的父權文化秩序有關，女人在此的奉獻功能已然命定。

　　紅柯關注的興奮點與其說是情愛的細枝末節或微妙情緒，不如說是對男人主動性的信念，是性愛啟動的生命能量的溝通與交流(男人以此砥礪和保持自己的主體地位)�！独青啤防锏呐�子為激發男人的雄性意志，竟殺死了她一度迷戀的狼。如是壯舉并不改變她配角的地位，她只是依“法”行事，本能地效忠男人。

　　在紅柯神話的情愛格局中，女人大多天然地崇拜男人、依附男人、栽培男人、澆灌男人，如同安泰腳下的大地(無獨有偶，紅柯描寫土地時會慣性地采用性感的筆觸，拓荒者開墾土地，仿佛在觸摸女性的肌膚)。蘇拉遭海布始亂終棄，卻無怨無悔(《帳篷》)；驕傲的女記者被扎根新疆的大學生一舉征服(《美麗奴羊》)。

　　這類情節在紅柯的作品中出現頻繁，現代小說以模式化的代價迎來了神話的榮歸故里�！堆プ印穼懧玫晟倥疄樽砭频目腿讼囱プ訒r萌生的復雜微妙的情愫：“靴筒里裝著一個高貴的靈魂”，“靴子走進草原，在遼闊草原的至極之境，就是這個女人和她柔軟的懷抱”。作者大約是要表達對雄性力量的頂禮膜拜，但初讀之際，若不立時進入神話倫理的語境，上述細節和聯想未免做作了些。

　　重塑男人和父親在紅柯的神話寫作中是非常關鍵的一步，它為主體游刃于神話之境注入了必要的底氣和自信。在此基礎上，出現《太陽發芽》、《躍馬天山》、《騎著毛驢上天堂》之類作品便順理成章了。三篇小說都觸及抗拒死亡的主題，這是在張揚雄性生命基礎上邏輯的自然延伸。爺爺把厚厚的松木棺材看成猛虎、獅子和金色的駿馬，仿佛不是棺材帶他人土，而是駿馬待他跨上去馳騁草原�！短�陽發芽》用強韌的生命欲望消弭了死亡的恐懼與權威；馬仲英就像傳說中的不死鳥，他不斷的死而復生成為閱讀《躍馬天山》的最大興奮，文學因神話信念的注入變得年輕而有朝氣；《騎著毛驢上天堂》以神話式的情節調侃死亡。老天爺派的死亡使者居然拿老人和他的倔驢毫無辦法，老人最后定下協議：“我不想活的時候就叫你�！彼劳霰簧�命的意志徹底打敗。

　　也許你不能完全認同這類作品，卻很難抗御那久違的昂揚、樂觀的情緒。

　　文/李丹夢

　　本文原題為《紅柯中短篇小說論》，此處節選刊發

　　推薦閱讀：《奔馬》

　　《奔馬》系著名作家紅柯的短篇小說精選集，收錄了極具作家個人創作風格的“天山—絲綢之路”系列短篇小說佳作，包括其成名作《美麗奴羊》，及《奔馬》《吹�！贰睹婷嫱痢返裙灿嬍�余篇。這些作品以邊疆異域作為描寫對象，張揚著浸透了詩意的民族精神，通過對人的身體的詩意抒寫，還原了人性的高貴與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