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白先生的出書與捐書(李志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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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5月召開的首屆中國考古學大會上，94歲的北京大學教授宿白先生榮獲“中國考古學會終身成就獎”，這是對他為中國考古事業作出的卓越貢獻的肯定。我們特約請李志榮教授撰文，與讀者分享先生晚年的點滴工作。李志榮是宿白先生的博士生，畢業后曾留在北京大學教書，并幫助宿先生整理文稿，目前她在浙江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專心于石窟寺的科技考古。 

　　——編 者 

　　2004年，82歲的宿白先生不再登臺授課。教書育人50載的他將精力主要放在了三件事上，一是輯錄《魏晉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輯叢》，二是整理刊印《宿白未刊講稿系列》，三是整理藏書捐贈北京大學圖書館。我因幫助先生把手稿錄入電腦，把書下架裝箱，成了自封的宿白先生的“書童”。

　　2004年畢業留在北大教書時，我就拿著課余整理的自以為完備的《張彥遠和〈歷代名畫記〉》聽課筆記，請求先生把上課的講稿印出來，先生明確反對說，“舊大學從沒聽說過印講義的�！辈⑶也恢挂淮握f講稿不能印的原因：“講稿可以把別人的東西加進來，還需要考慮教學效果，所以，不一定反映作者的水平。而著作就不同，它是新的，是著作者的一家之言。如果沒有什么新的見解，就不能寫文章！”雖如此，先生還是根據他2001年上課時謄清的講稿，幫我校改了課堂筆記，并且允許我分享給同學師友。

　　我要在系里開先前由先生講授的《中國古代建筑》課時，先生把積累多年的講義送給我作備課的參考。這一次，我得以一個字一個字地閱讀先生的講義，就像以前聆聽他的講課。講義的第一課是“中國古代建筑史的研究史”，詳盡的參考書目令我震驚，這樣的研究史，恐怕古建筑史界還沒有人寫出過。于是堅定地勸說先生把講義印出來，“您就算為那些沒機會聽到您講課的人想一想吧�！贝蠹s到2006年，先生終于同意揀選整理刊印他的部分講義。這就是后來出版的《宿白未刊講稿系列》。

　　先生揀選出版的六部講義，分別是《張彥遠和〈歷代名畫記〉》(出版時間為2008年12月)、《漢文佛籍目錄》(2009年6月)、《中國古建筑考古》(2009年9月)、《中國佛教石窟寺遺跡——3至8世紀中國佛教考古學》(2010年7月)、《漢唐宋元考古——中國考古學(下)》(2010年8月)和《考古發現與中西文化交流》(2012年2月)。在每冊書前，現在都專門作注，說明講授的時間、對象，并整理者，再次明確這只是講稿，并非嚴格意義上的著作。為六部講義的整理刊印，晚年的宿白先生傾注的心力，絲毫不少于他的其他著作。在揀選舊稿、核查、補圖、勘誤中先生步入90歲高齡。

　　我文史基礎差，講義出版后，出了較多的錯誤，我很沮喪，自覺先生所托非人。先生卻安慰說，“人家不是說，校書如掃落葉嘛！你知道上海原來有一家印古書的書店，很有名，就叫掃葉書房。書里有錯是很正常的事�！笨墒窍壬�自己，卻總是在拿到新印講稿的第一時間，逐字閱讀，標識，然后找一張白紙和尺子，打好格，做好勘誤，囑咐說，“趕快給出版社送去吧”，生怕趕不在下一部書刊印之前。這就是每本講義后面都有一張勘誤表的由來。

　　2012年之后，我們陸續又找出了一些新的講義手稿，光是《魏晉南北朝隋唐考古》講義，從上世紀50年代可以一直排到90年代。先生看看說，那都太老了，沒意思了�？墒前巡煌瑫r期的講稿目錄放在一起比對，就能看出這個學科由簡到繁的歷史。這些講義，才是隨著新中國考古事業的發展，先生增補修訂時間最長的文字。

　　《宿白未刊講稿系列》輯錄的六種講稿，兩種涉及古籍文獻版本，兩種涉及歷史時期地面遺跡的考古調查和研究，一種把中國考古學置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視野下，一種則致力勾勒、打通已然劃界的歷史時期不同時段中國考古學文化的歷史脈絡。內容龐博精深，展示了宿白先生寬廣的知識領域，然而它們又統歸于一個領域——中國考古學。宿白先生基于對中國歷史文化及其遺存形態的深刻認識，認為中國考古學專業的學生除接受現代考古學理論、方法、技術的教育和訓練外，還必須具備中國歷史和文化的全面知識和基礎，才能成為合格的中國考古工作者。作為一名中國考古教育者，先生始終站在為中國考古學服務的立場，把自己在歷史、文獻、版本、佛教、建筑等領域造詣精深的知識貢獻給中國考古學。

　　這是宿白先生“過時”講義的現實意義和價值所在。

　　先生晚年的另一件大事，就是把自己的藏書全部捐贈北大圖書館。2010年的冬天，在先生藍旗營溫暖的大房子里，我和宿志丕師姐一道，給每一冊書加蓋圖書館定制的“宿白藏書”印，協助圖書館吳潔老師清點、整理、裝箱。光是第一階段工作就歷時兩月余，共整理裝運圖書11641冊并金石拓本118種。

　　宿白先生曾經和我們講起自己與北大圖書館的淵源�！拔夷菚r上大學，時間主要是在圖書館。擱40年(1940年)開始，天天在圖書館。那時開架書多，我成天在那兒待著。畢業后留校，還是在圖書館。那時在文科研究所，主要是整理燕下都的東西，就是馬衡、傅振倫發掘的�？谷諔馉巹倮�后，北大復原，偽北大解散了，我又到圖書館工作，直到1952年院系調整，成立考古專業，我才到歷史系。因此，把我的東西捐給圖書館，是很合適的�！�

　　宿先生所捐贈之書都是先生讀過、用過并一直在用的，它們和宿先生的學術人生密切相聯。根據先生讀書用書的時間，大體可分兩個大時期：1949年前和1949年之后。1949年之前的書籍主要有四類，一是20世紀初以來中國人文科學領域最卓越的學人著作；二是20世紀20年代以來創刊的、包括各大圖書館學刊在內的幾乎所有的人文科學雜志從創刊號開始的各卷冊(略有缺號)；三是20世紀初以來外國文化侵略探險家的早期著作，其中包括為數較多的日文著作；四是商務印書館等出版機構刊印的重要史籍等。

　　而1949年之后的書籍，見證了新中國文物考古事業發生、發展的歷史，其中最重要的，是從1950年創刊以來的差不多完整的《文物》《考古》和《考古學報》三大雜志和大量考古報告類的專門著作。它們記載的是新中國主要的考古新發現。從歷史科學角度看，就是最新的史料，是新中國成立后書籍中宿先生最為珍視的。

　　1949年之后的書籍中，西藏歷史文物的一類，大約有260余冊，幾乎涵蓋了2000年之前所有漢文西藏政教歷史著作，這也是宿先生寫作《藏傳佛教寺院考古》一書時輯聚之書。

　　捐出自己用了差不多一生的書，從某種意義上說，先生是在和過去的歲月告別。那些曾經的歲月，被先生以各種各樣的標識，留在藏書的扉頁、封面或者字句之間。我們從他青年時代讀過的泛黃的書頁，還有用各種顏色材質的筆寫在各種紙上的密密匝匝潦草難辨的文字及藏在字里行間的草圖中，仿佛穿越了他一生的歲月長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