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峰飛渡有鴻聲(王兆勝)

評丁曉原《行進中的現代性——晚清“五四”散文論》

《行進中的現代性——晚清“五四”散文論》丁曉原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早在二十世紀末，丁曉原就出版了《二十世紀中國報告文學理論批評史》，開啟了報告文學理論學術史研究之先河。隨后，他又連續出版《文化生態與報告文學》《中國現代報告文學論》《文化生態視鏡中的中國報告文學》《中國報告文學三十年觀察》等，可謂著述甚豐、碩果累累。這次他又推出這本《行進中的現代性——晚清“五四”散文論》，將其研究又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靶羞M中”包含了進取心和謙卑意，“現代性”反映了與時代話語相貼近的理性清醒，“晚清”和“五四”又是兩個難以攀登的高峰，“散文論”從報告文學轉向散文研究，視域更加闊大了，目標也更高遠了。也可以這樣說，作者選取了一個極富挑戰性也是頗有價值的選題，從中可見其思想品質和精神高標。

　　迄今為止，散文是一個被學界嚴重忽略的文體，其研究價值遠未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這是因為：第一，中國古代為詩國，也是文章大國，但卻沒人說是小說或戲曲之國的。第二，現當代中國新小說、詩歌、戲劇在現代化進程中存在的大問題是，漸漸剝離了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因和密碼逐漸遺失。西方現代的東西沒了，中國傳統的基因與密碼丟了，于是它們就會成為無根的飄浮起來的文學。因此，如果將來要在新文學中尋找中國傳統文化的基因和密碼，我們不能指望現代詩歌和小說等文體，恐怕要回到現代散文這個一向不為人重的所謂的“落伍”文體。第三，散文是一個有太多受眾的文體，關于它研究的興盛是早晚的事。第四，散文“易寫而難工”，其研究更是如此。散文就如同水一樣難以描述，更難用一種既成的理論進行規范和解釋。當然，這為研究者提出了更高要求，除了用理論思辨還要用心靈去感悟，除了進行規范還要隨地賦形，除了注重實寫還要考慮到虛構。散文研究仿佛需要太極功夫，在看似固定的方圓、進退、呼吸動作中，往往更需要內化和融通，以參透陰陽之理和天地道心。

　　丁曉原在《行進中的現代性》中，將“晚清”和“五四”兩個時段作為自己的研究范疇，并探究其間的承轉起合，也考察其現代性超越意向，這本身就是一種“飛渡”。因為與詩歌和小說等其他文體同中有異的是，散文與中國古代文章雖有聯結，有的方面還是根本性的、基因性的；但是，其斷裂也是懸崖式的。這就如同郁達夫所言：中國現代散文中幾乎每篇文章都有鮮明的“個性”，這與中國傳統文章有著本質之別。因此，從“晚清”一巔飛渡到“五四”一端，那是多么冒險的事情，也對作者知識儲備、文化積淀、價值觀念、思想力量以及審美趣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令人欣慰的是，本書緊緊抓住“現代性”這一維度，從而在“晚清”與“五四”之斷崖間拴上了一條索鏈，從中可見傳統散文向現代散文過渡的刀光劍影，以及觀念、文體之變。作者是將“晚清”作為現代性啟動之點，通過各種研討，逐漸抵達了真正的“五四”現代性彼岸。這是一次散文觀念與文體現代性的長旅，其中雖不乏艱難的選擇甚至困惑，但確定不移的目標讓現代性追求義無反顧地前行。在此，有兩點值得給予充分肯定：一是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和反省意識，二是文體的現代理性自覺。這是飛渡“晚清”與“五四”這兩座高峰的現代性關節點。如長期以來，學界對于魯迅雜文的評價不高，認為它遠遠低于其小說成就，有人甚至極盡貶低魯迅雜文之能事。然而，本書認為，雜文是魯迅生命意識最深沉的灌注，是作為現代知識分子批判意識的充分張揚和顯現，也是在接續中國先秦傳統尤其是孔子品評弟子的方式后，所作出的新的創造。這樣的認識和看法是令人信服的。因為只從狹義對“散文”進行理解，而不從大散文——“文章”的角度觀照，簡單地評說魯迅雜文，顯然不會獲得突破性進展。還有，對于魯迅《野草》的看法，長期以來幾成定論，它是優美的散文詩或“詩的散文”。但作者認為，《野草》是“‘詩體’的雜感”。他說：

　　指認《野草》是“個人雜感的詩意變體”，這是李歐梵的一種發現。在我看來，《野草》即是“詩體”的雜感。雜感寫作是作為知識分子型作家的魯迅生命存在的基本方式。寫作雜感表明了作者有一種強烈的現實關懷的社會責任感。這一文類的逞心而為，需要社會有一種讓人自由言說的可能和寫作主體擁有自主隨意地思想的心靈。但是作家的知識分子化的本性與客觀環境、主體心理環境之間，在魯迅寫作《野草》時產生了深刻的矛盾。魯迅是“雜感”型作家(即思想強勢型作家)，即使是作為小說家的魯迅，也是以“雜感”型為其底色的。作為作家，表達的欲求是永遠的，更何況魯迅是“雜感”型作家，但語境與心境的阻抑又不可能如《新青年》時代，使他恣意地寫作“隨感錄”。這樣“雜感”變體就是必然的了。

　　這是一種現代性燭照，作者一下子抓住了問題的關鍵，對于突破既往結論有點石成金之妙。表面看來，對于《野草》之評價：一個是詩意，一個是雜感；但重心有根本區別，因為“詩意”更多指向文人士子的情懷，而“雜感”表征的主要是知識分子的現代理性批判精神。

　　當然，除了現代性的理性之思，丁曉原文本中也充盈著詩意的靈光，這使其理性之筆一下子變得柔軟起來，也容易進入讀者的心靈深處，撥動人們的心弦。如作者這樣寫道：

　　將“詩體”置于雜感之前用以指稱《野草》，意指雜感的生成與形態是“詩化”的�！霸姟睘楹挝�？詩無解。但詩性應是關聯著主體的心靈，詩是一種最為心靈化的存在，因而也是最為個人化的……《野草》許多篇什讓我們感受到作者被壓抑著而又躁動著的精神世界。表現在語言形式方面，顯見的是作者好用反復的表達方式。主體的內宇宙十分豐富而復雜，痛苦而彷徨，猶豫而前行，絕望而希望，朦朧而清晰，使作品凸現了一種主體錯綜紛雜的精神結構。而這正是作為散文詩詩性凝結的關鍵之所在。

　　時下的文學研究多走向文化研究，而缺乏文學性和審美性，所以研究往往變成了堅硬的、裸露的山石，不能像梁啟超一樣“筆鋒常帶感情”，更沒有劉勰《文心雕龍》那樣的天地道德文章，從而失去了山豐海富的蔥郁和博大。讀本書是一種享受，在平實的闡述和論證中，我們既能感受時代之意和理性之光，但也不乏關于人生的哲學與心靈的低吟淺唱，還有對一草一木、一花一石的感物致知。古人云：學問與人生要融會貫通。沒有對于人生的徹悟，所謂的學術研究也就無從談起；只有當人生獲得某種醒覺，學問才能變得通達曉暢，最后進入化境。

　　當然，由于本書面對的問題相當復雜，作者在飛渡“晚清”與“五四”時，有一個問題值得考慮：用“現代性”架起“晚清”與“五四”的天塹是必要的，但其間還應有非現代性所牽引的“橋梁”，即傳統文化因素或說人生的要義，這往往與詩歌和小說等文體的轉型有所不同。期待曉原在后續的研究中，就現代散文對傳統性的推衍這一課題進行開掘，這是很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