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斌文集》：詛咒，還是祝福(孔見)

　　郭文斌的寫作承接的不是不斷強化的批判現實主義，而是一種源自《風雅頌》的更加古老的傳統。他企圖從甚囂塵上的市聲中回退到一種無邪的初心，來體味和贊嘆那些美好的事物，守護一些古老的價值。　　

　　文學的利劍是應該去戳穿社會與人性的黑暗的，但在虛偽矯情的贊頌與氣急敗壞的批判之外，文學也應該有一種真誠的祝福來平衡凌厲的批判所帶來的殺傷力，幫助我們守候或建立內心的田園。

郭文斌

　　詩以言志，對于眾多寫作人而言，文字的結構在于抒發自己胸臆間抑郁的情志，把梗在咽喉間的那根帶血的刺吐出來，將內心沉積的痰氣清理干凈，獲得一種酣暢淋漓的快慰。一旦不平之氣抒泄完了，寫作的精神頭只能依借對功名利祿的興致，否則就難以為繼。但有少數寫作者并不止步于此，他們希望手中的筆能夠撬動一些事物，樹立某種東西，使世道人心有所改變；他們希望自己吞吐的文字，能夠給這個時代的天空增添一些云彩；他們甚至賦予文學某種扭轉乾坤的權能。因此，他們的表達帶有鮮明乃至強烈的道德傾向，對現實敘述也有相應的裁剪。郭文斌就是這樣的寫作者，在當代的空曠里，他們為數不多。

　　批判并不是文學的全部

　　對于任何人，都有一個接受現實的問題。倘若能夠接受現實的全部，滿心歡喜地擁抱這個世界，那他是一個真正幸福的人。但事實上，我們通常能夠接受的只是現實的一部分，甚至是很小的部分，即便是自己生老病死的生命。那部分無法吞咽下去的現實，夜深人靜時就來折磨我們，跟我們過不去。我們于是也就跟這些過不去的事物較勁，忘了還有別的事情，忘了來到這個世界的初衷。一旦如此，我們與這個世界的怨恨就可能愈演愈烈，到了某種程度，你就可能而且需要成為一個詩人，因為詩可以怨，憤怒能夠出詩人。文學的世界聚集著眾多難以接受現實的人，事實上他們也不知道如何改變現實，以及改變這種現實需要付出的成本，更不想成為成本的一部分被預支出去�；蛟S是因為如此，文學有著深厚的批判現實主義傳統。從屈原的《離騷》到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再到《紅樓夢》，憤世嫉俗的思潮演繹到極致便是絕塵棄世，逃亡虛空。在西方，批判現實主義一度成為文學的主流，特別是19世紀的法國，深深影響了中國現當代文學。這種傳統在我們的思維里搭起了一種觀念：文學的天職是揭露與批判。因此，社會腐敗、人性墮落的時代是作家創作的沃土，所謂“國家不幸詩家幸”也。作家的筆必須是一把匕首，插入黑暗的心臟；它必須是一道光，直射進地獄陰森可怖的核心。倘若不是這樣，就不成其為嚴肅的文學，就是故作多情的風花雪月。

　　對社會存在的不合理現狀加以揭露、鞭撻乃至詛咒，體現社會良知的未泯，喚醒人們對丑惡與腐朽現象的憤懣，從而推動社會的變革與進步，成為歷史發展的驅動力。馬克思和列寧都曾經贊揚過巴爾扎克、果戈里等對社會革命的影響，文學書寫能夠干預并促進現實的遷移，至今似乎仍是文學工作者秉持的信念。黑暗、齷齪、仇恨、憤怒、控訴、抗爭、犧牲成為許多故事推進的基本邏輯。在許多人心里，真正的文學應當是帶血帶淚的悲劇，倘若有人寫著寫著便唱起了贊歌，就被斥為媚俗與粉飾太平，成了商女不知亡國恨。然而，任何合理的觀念一旦被推向絕對都會變得荒謬。在一種傳統中，當揭露與控訴追加到某種程度時，它的積極意義就可能倒轉。想想吧，當天下的烏鴉都一般黑時，誰會徒勞地去做一只白色的烏鴉？當污濁已經成為世道的常態的時候，同流合污、渾水摸魚不就成了明智的選擇？

　　并不是任何現實和人心都經得起暴風驟雨的抽打和雷霆萬鈞的詛咒。某些歷史階段，現實脆弱得經不起響亮的鞭策。批判不斷追加，愈演愈烈，最終可能成為現實不堪的重負。諱醫忌藥，杜絕逆言固然可惡，但過于迫切的要求和近乎絕望的斥罵可能于事無補，甚至恰得其反。更何況，批判也可以成為一種媚俗的方式，讓一些人從中漁利。特別是批判不再體現一種健全的理性，而是成為一種作秀姿態時，詛咒是比歌頌更加惡心的行徑。

　　想當初，文學并不是一上來就破口大罵，許多民族文學的源頭差不多都是一些贊美詩�！对娊洝坊�本上是頌歌，詠嘆自然與先人的恩澤，詠嘆勞動的顆粒與愛情的芬芳，詠嘆窈窕淑女與品質如玉的君子。幾千年下來，對自然的贊嘆，詩人們一直都不吝嗇自己的靈感，但對社會與人性的稱揚卻變得越來越勉強，越來越虛情假意、言不由衷�；蛟S是受文學之外有形無形的約束，當代文學對社會的批判不見得有多深刻，但對人性的批判卻長驅直入，幾乎到了不留情面的程度。在書寫人內心的猥瑣、陰險、狡詐、歹毒的方面，作家們可謂極盡其能事，表現出非凡的天才。不能說這些敘事沒有一點經驗的依托，當代社會惡性競爭中暴露出來的人性的猙獰，已經超出了作家們的想象力。但是，這難道就是生活的全部嗎？如果將人都描繪成為一種窮兇極惡的物種，不值得信任、愛戴與珍惜的可怕的妖孽，社會也就成了群魔亂舞的陰曹洞府，我們對自身的認同和對同類的慈愛與關懷便找不到可以安放的地方。事實上，過度渲染世態的炎涼與人心的叵測，對于人性中善良的情感構成了極大的壓抑。一旦這種壓抑積累到某種程度而又找不到出路時，我們很容易在精神上上當受騙，成為某種邪教的信徒。

　　在古風里發現無邪的初心

　　顯然，郭文斌的寫作承接的不是不斷強化的批判現實主義，而是一種源自《風雅頌》的更加古老的傳統。他企圖從甚囂塵上的市聲中回退到一種無邪的初心，來體味和贊嘆那些美好的事物，守護一些古老的價值。作為一個涉世不淺的成年人，對于社會生活中表現出來的人性的不美好甚至丑陋，郭文斌并非視而不見或熟視無睹，只是他知道寄生在不美好乃至丑陋現象中的人，在攫取眼前那點蠅頭小利的同時，斷送了自己身上最珍貴與閃光的寶藏，玷污了自己生命源頭的水流，包括內心的安詳與純真的快樂。在跟自己的良知作斗爭的過程中，他們對自己的傷害比對社會的傷害甚至更加災難深重，因為人無法完全蒙昧自己的良知，更無法戰勝自己的良心。一切與良心違逆的行為都會導致心性的陰損和本質力量的萎縮，讓人失去俯仰無愧疚的通達、光明與驕豪。我想正是這種清高的姿態，讓他在包容了人間的不平之事之后，還有一種由衷的喜悅來祝福那些心向往之的事物。

　　在郭文斌的選集中，有相當大的篇幅用以敘述人與人之間相互給予的溫暖與照亮，特別是在艱難的歲月里，對于親人與他者毫無保留的關懷與奉獻。有的篇目讀起來催人淚下，極具感化力，近乎于贊美詩�！队肋h的堡子》里的母親、《大山行孝記》里的兒子都是極其平凡的人，但他們的行止讓你領受到感天動地的偉大。時下的閱讀里，被崇高與偉大的情懷所感動與激勵的情形，實在是久違了。在人道主義的名義下，人性的輝光已經被埋沒得太深。那些莊嚴與神圣的信念與品行，在戲謔、嘲弄和裝神弄鬼的儀式之中也幾乎被褻瀆與消解殆盡了，而在看到太多該詛咒與吐槽的現象之后，我們希望能夠看到給予我們希望與信心的東西，讓我們認識人高貴的所在。今天，我們比任何時代都需要出示足夠的材料來證明人性的美好，證明人是一種值得尊重與珍惜的事物。

　　《農歷》是全面灌注著郭文斌文學理念的長篇小說，也是他最具創意性的作品，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化尋根之作。該書通過偏遠鄉村里一家子人細碎的日常生活，來詮釋農歷各個節日里蘊含著的溫馨寓意。歷書一般看來只是時間周而復始的度量衡，中國的農歷卻不完全是這樣，古代先賢在設制一部時序表的時候，并不僅僅局限于對時間進行分割，而是傾注了對自然和人文的深刻理解。尤其是那些節日的設制，其中包含的祝福、追懷、期許與暗示體現了古代先賢對人天關系與生命本源感而遂通的領悟，其儀軌灌注著強大的正念。郭文斌認為，“靜泊在農歷深處的這些‘節’，正是中國人的‘心燈’，也是歲月和大地的‘心燈’”。他希望能夠將這些日漸昏暗的燈盞捻亮起來，給孩子們的心智注入些微光芒。小說通過涉世未深的一雙姐弟和父親“大先生”的對話，揭示節日及其相關的民俗禮儀中積淀的人文精神(作者稱之為“農歷精神”)。許多人看來是腐朽禮教的范疇，在作者靈性充沛的敘事中還原為生趣盎然的生活圖景，呈現出中國式的天、地、人、神四維的詩意棲居。從農歷里走過來的孩子們通過一個個節日的鮮活記憶，能夠感同身受地體驗和領會守、凈、蛻、清、穩、感、慈、救、恩、孝、誠、敬等古老的價值，作為自己生存的基石，獲得精神的滋養。在自由的風越刮越大的時代的坡地上，人更需要信念來為自己安身立命的屋子筑基。

　　通過文學來宣揚某種道德，歷來都是一件犯忌的事情。郭文斌的寫作多少帶有冒險性質，在美學上也會遇上一些難以克服的障礙，招引懷疑與非議。但他“一定要寫那種能夠喚醒讀者內心溫暖、善良、崇高的文字”的內心，已經超出了某種狹窄的文學審美范疇。在文學的諸多功能之中，他要彰顯的是教化功能。他在文字中所倡導的安詳理念，正是他勉力踐行并且從中受益的，完全不同于廟堂上自欺欺人的說教。他所贊美的事物特別是具體的人，如果我們深入了解，可能會發現并非盡善盡美，甚至存在值得質疑的地方。包括郭文斌自己也有一個自我磋磨的過程，而過于懇切的發心甚至讓他來不及做出更加充分的準備，但這并不影響他對呈現在眼前的閃光事物的稱揚和某種高尚情操的倡導。他相信，比起聲嘶力竭的批評，這種肯定和激勵的方式更能擴大人性美好的一面。我們經常在不了解某件事情的全部原委之時就開始牛氣沖天地斥責了，我們為什么一定要等到確認一種東西是盡善盡美之后才來贊美呢？

　　文學的利劍是應該去戳穿社會與人性的黑暗的，但在虛偽矯情的贊頌與氣急敗壞的批判之外，文學也應該有一種真誠的祝福來平衡凌厲的批判所帶來的殺傷力，幫助我們守候或建立內心的田園。而這種祝福，也可以理解為一種杜鵑啼血的呼喚。實際上，對黑暗最有力的詛咒，莫過于放聲歌唱我的太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