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識與使命——評黃亞洲新作《紅船》(鄭東升)

　　95年前，中國共產黨誕生于浙江嘉興南湖的游船之上，彈指一揮間，這艘紅船引領中華民族走過了近一個世紀光輝的圓夢歷程�！伴_天辟地、敢為人先 的首創精神，堅定理想、百折不撓的奮斗精神，立黨為公、忠誠為民的奉獻精神，是中國革命精神之源，也是‘紅船精神’的深刻內涵�！睘榧o念建黨95周年，作 家黃亞洲的又一歷史文學力作《紅船》于近日由天地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該書從五四運動起筆，以中國共產黨創立和大革命斗爭歷史為題材，以全新的視角和筆法 為我們展現了這段波瀾壯闊的偉大歷史進程。

　　研究任何一門學問，都必須以正確的理論為指導；創作歷史題材作品，必須以正確的歷史觀為指導。該書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再現了誕生 初期的中國共產黨這艘“紅船”一路劈波斬浪的艱難和取得的成績，厘清了“紅船精神”的歷史邏輯。從1919年五四運動到1928年井岡山會師的10年間， 有太多對黨史革命史產生重大影響乃至決定黨的歷史走向的重大節點，如五四運動、中共一大、中共二大、中共三大、國共合作等等。對于這些歷史事件以及人物的 選取、敘述的詳略，都需要作者具有很深的功力。這其中蘊含了作者強烈的主體意識。于作者而言，作為客觀實在的歷史已經一去不復返，要建構的歷史是另一重 “調門”，要完成的是自己對這段歷史的一種詮釋和建構。由于對歷史事件、領袖人物的評價和定位都已經達成共識，以往一些相關題材作品囿于既定的這些結論和 定位，回過頭來“被動”寫史。該書很好地避免了“倒放電影”現象，恰當地解決了歷史結論和文學敘述之間的關系。作者不是被事件或人物牽著鼻子走，更不是對 歷史作簡單的敘述，而是跳出了這些條條框框的束縛，將自己置身于歷史發展的洪流之中，設身處地去感受歷史、體悟歷史，從對資料的掌握和消化中表現出自己的 立場、觀點和方法，然后再運用文學形式去形象化地闡釋和演繹。而要做到這些，沒有對這段歷史的認真研究，掌握大量史料，理解上達不到這種高度。

　　大事不虛，小事不拘。作為歷史題材的文學作品，《紅船》體現了作者對歷史的本原和文學的想象兩者之間的完美結合。該書通過人物、事件的寫作手 法，詮釋了紅船精神的基本內涵。年鑒派史家馬克·布洛赫認為，史學的主題就是人類本身及其行為，歷史研究的最終目的顯然在于增進人類的利益，離開了人—— 這個史學的基本要素，再宏大的敘事也只是空中樓閣而已。優秀的作品都少不了生動細致、真實可感的人物刻畫。毫無疑問，“紅船精神”是對黨的創建史的抽象概 括與總結提煉，是從黨的歷史中抽引出來的，自然也可以原原本本地還原到歷史中去。人是歷史活動的主體，歷史文學作品自然少不了人物活動的描述。人物描寫是 全書的點睛之筆，人物描寫的好壞直接決定了作品的成功與否。該書在這方面無疑是成功的，實現了多個歷史人物形象塑造的重大突破。歷史繞不開人性。這部文學 作品展現給我們的是一部活的歷史，是一部充滿人情、人性的歷史。這一時期，歷史人物尤其是領袖人物、歷史事件密度極大，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等哪一個都 是黨史革命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比如，書中對陳獨秀這個人物的描寫，就很有見地，既考慮了他在黨史上的定位，也兼顧了這個人物的人格特征。之所以這么講， 是因為作者筆下的陳獨秀具有了雙重屬性，一方面，他是政治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斗士、黨的領袖，另一方面，他也是一個普通人，具有七情六欲，具有很多人 情化、情感化、人性化的因素。黨史研究是不斷地深化，不斷地完善的。在這方面，作者既把握了這段歷史，同時又吸收借鑒了學術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包括對陳獨 秀、李大釗、張國燾研究的一些成果。

　　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指出，我國哲學社會科學要有所作為，就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研究導向。脫離了人民，哲學社會科學就不 會有吸引力、感染力、影響力、生命力。我國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要堅持人民是歷史創造者的觀點，樹立為人民做學問的理想，尊重人民主體地位，聚焦人民實 踐創造，自覺把個人學術追求同國家和民族發展緊緊聯系在一起，努力多出經得起實踐、人民、歷史檢驗的研究成果�！都t船》實現了文學的藝術價值與史學的政治 社會功能的統一，體現了作者清醒的理論自覺、堅定的政治信念、科學的思維方法。在任浙江省委書記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就曾指出，“紅船精神”是黨的先進性之 源�！凹t船精神”同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道，伴隨中國革命的光輝歷程，共同構成我們黨在前進道路上戰勝各種困難和風險、不斷奪 取新勝利的強大精神力量和寶貴精神財富。今天，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實現“兩個一 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更需要我們繼承和弘揚“紅船精神”。顯然，作者在全景式地把握了這段歷史基礎上，以一種特具的歷史眼光， 一種深邃的洞察力和判斷力，超越時空限定而道破其存在的本質真諦，通過大眾化的形象、生動的語言積極弘揚主旋律，并給人以理性的啟示，擔負起歷史賦予的光 榮使命，實現了文學創作與史學功能的完美結合。